没有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东西，就是在藐视现行宪法。
真正的重点人口是制定和实施这样涉嫌与我国大陆现行宪法相违反的规则的人。这些人才需要重点管理。谢富治又回来了？周永康又回来了？
在周永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期间，整个公安系统的所有中共各级党组织都要听命于犯罪分子周永康？当年的周永康和听命于周永康的人是被管理的重点人口吗？
本群有全国人大代表吗？如果有，我希望这些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当年饿死几千万同胞，却在罔顾现实，大唱赞歌的全国人大代表那样的流氓。如果这些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当年仅仅唱赞歌的那样的流氓代表，那么请这些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提案——对现在公安系统谢富治、周永康的残渣余孽进行专案清查，并把他们作为重点人口进行管理的立法法案。这些残渣余孽才是我国现行宪法的违反者和破坏者，对那些身负命案，罪大恶极的法律的践踏者，一定要依法严惩。
最大的政治安全就是根除政党窃国的毒瘤。像当年诬陷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那样的人才是当今需要被管理的重点人口，他们才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力量。当年公检法司听命于犯罪份子周永康的残渣余孽才是真正需要打击的重点人口。
那几个被诬陷的人是不是好人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我要探讨的问题是诬陷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和所有党组织的本性是什么。这非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共全党党员绝大多数优秀高尚诚信的结论是不需要讨论的。您认为它的这两个结论需要讨论吗？
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领导一切，公开宣称永远忠于党，永远跟党走，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啥就是啥。中国大陆还有哪个人胆敢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一致？
我们要暴露证明屎是可以吃的的逻辑和证据的荒谬，我们需要彰显的是揭露荒谬的证据和逻辑。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在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并不需要政党和非政党社团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全民公款供养，政党党费养，非政党社团组织会费养是全世界的惯例。
中国共产党自己养自己，自食其力以后，再去掌管一切吧。
除了人民政府外，哪个组织在为人民服务？关键是没有法理依据，逻辑上站不住脚。
严禁全民公款供养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非政党社团组织的改革坚决不能改。是不是？
今天不讨论圣经，今天讨论全民公款养政党和非政党社团组织的问题。请用证据和逻辑讲清楚全民公款供养民主党派的问题。
中国大陆各大民主党派的组织机构设到了地市级行政区划单位。每一级组织养了多少专职党务人员？专职党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是多少？每一级组织每年的办公经费是多少？每一级组织的办公场所面积有多少？市场租金每年是多少？
民主党派每年向供养他们的全民公布过这些全民公款的估值和经费开支明细吗？民主党派花全民公款好舒服，又不需要向全民公开收支明细。花了全民的公款，民主党派那些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除了歌颂和赞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好以外，为国民的苦难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们有谁公开站出来讲过要严禁全民公款供养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非政党社团组织？他们有谁公开站出来讲过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与宪法不想违背的下位法，违宪必惩？
我国大陆现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在哪里？我国大陆所有的老师永远忠于党，永远跟党走，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啥就是啥，这样的老师怎么可能是党奴和奴才？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是党奴和奴才？

要先搞清楚全民公款供养政党和非政党社团组织的法理依据。把哪个党的意志写进法律中去？谁授权的？
中国共产党全党约9000万党员中，哪个公开站出来宣称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国民的权力是枪授权的？
枪杆子里面出的是谁的政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哪个狗东西敢公开宣称自己用枪杆子赶走霸占天下人天下的强盗后，天下人的天下就是自己的？谁敢这么说和干，谁就是盗国贼。是不是？
能否提供美国建国初期2％合格选民数据的可靠来源？早期美国的具体数据估计不止2％，不过不必再过多计较了。国家主权在民，议会民选、政府民选是民主、宪政、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宣称自己领导全民的权力是枪授权的。
人民的枪杆子也出政权。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的权力是枪授权是两回事。

记得在15年之前，北京一位专家在讲座中讲中南海智囊给高层领导人出主意，通过将人权定义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人权在西方人眼中是天赋的，生而平等的权利，生命、人身、私有财产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结社自由权利、游行、示威、抗议等表达不满的权利等在他们的观念中界定的非常清楚。别人谈人权保护、人权被侵犯就是指这些天赋权利要被法律保护，这些天赋人权被侵犯的事实。你无视别人讨论的问题，对别人公认问题、概念重新界定。重新界定的概念虽然名字相同，但是你讲的和别人说的完全是两个问题，人家讲的是人权是言论、宗教、结社等自由权利，你讲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别人讲东，你就扯西，故意在概念上玩文字游戏，请问这样搞能够明确问题并加深对问题的认识，解决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别人已经公认人权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人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就是问题已经明确了。那就要在这个已经明确的问题上讨论，才有可能深化讨论，加深认识，形成共识。
这样以来，别人列举你侵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事实，大家需要做的是确认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只要是真实的，那你的人权状况就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改进问题，这有什么好扯的？
别人说东，你说别人说的东不是你说的东，这有意思吗？既然别人说的东和你说的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就分开说，一个一个讲，讨论清楚，并且为了避免混淆，你就不要把你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和别人公认的东西取一样的名字，避免浑水摸鱼的嫌疑。
别人说你国家人权有问题，你要正视的是你的国家人权究竟有没有问题，而不是你说我人权有问题，我就说你人权也有问题。这样相互指责有意思吗？你人权有问题和别人人权有问题又是两个不同问题，怎么可以讨论你的问题时又去讨论别人的问题？既然是两个问题，分开分别讨论，不就没有彼此在这方面的指责和争吵了吗？还有你提出我有问题，我就提出你有问题，你不提出我的问题，我就不提出你的问题有助于发现问题、明确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毛泽东是中师生、周恩来是中学文化、邓小平是小学文化、江泽民是本科文凭、胡锦涛是本科文凭、只有习近平主席是博士。他们的智囊就太重要了。智囊出馊主意，教人横蛮不讲理，混淆是非，难道不是狗头军师？
现在看来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于不义的恰恰就是一些智囊人物的低劣建议所致。我对人权问题的分析可以沿用与对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分析。中国共产党高层一定要防止狗头军师和庸才当智囊，这些人智慧忽悠高层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走向不归路。

今天上网，看到一篇网文《申纪兰：超过蒋介石“万年国代”的“人大代表”》中写道：“这位山西“选举”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从1954年第1届开始，到2008年第11届均“当雪，至今已连任58年，年龄高至83岁。今年两会之际，她又如期出现在会畅1954年，她代表中国大陆4亿人；2012年，她又代表中国大陆13亿人。申纪兰引以为豪的事情是：自己55年来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估计今年也如此）。也就是说，大跃进，她赞同；纠正大跃进，她也赞同；进行“文革”，她赞同；反对“文革”，她也赞同；刘少奇、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无论上台下台，无论光环无限还是恶名满身；乃至毛泽东评价上的起起落落，她也无不赞同。” 看到这样的描写，我还以为是作者在造谣，瞎编事实，故意子虚乌有，意在抹黑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真有这样的申纪兰，毫无个人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刘少奇、邓小平在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她拥护和爱戴，在被陷害，迫害时，她照样赞成或默许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陷害和迫害；“大跃进，她赞同；纠正大跃进，她也赞同；进行“文革”，她赞同；反对“文革”，她也赞同；”“乃至毛泽东评价上的起起落落，她也无不赞同。”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从1954年到2012年连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那么请问这样的人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意愿吗？没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意愿却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人民的真实意愿的委托吗？这样的根本就没有政治见解和主张的人能够履行人民赋予的政治重托吗？这岂不是天方夜谭。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的怀疑必须得有可靠的证据和事实。于是我在百度进行搜索,“百度百科申纪兰” 对申纪兰的介绍和《申纪兰：超过蒋介石“万年国代”的“人大代表”》这篇文章基本是一致的。这些证据没有支持我的怀疑。这让我开了大眼界。堂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然会做出这么弱智的事情，我心难以平静。请给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国民一个交代，这是为什么？请用道理和逻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太恐怖了。我以前看到的身边的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以为仅仅是下边人水平低，知识和见识少所致，没有想到上边也会干出这么没有档次和违反基本常识的事情来。看来您们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真的得认真反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为最高权力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有能力来行使全国的最高权力吗？有能力代表全国公众制定符合道义、体现全体国民意志的法律吗？有能力任免和监督国家行政和司法权力吗？请您们给包括我在内的全国公众一个真实可信的答复。

我知道，我国虽然有宪法，我的言论受宪法保护。我作为公民，我有质疑的法定权利。但是现实太多的事实表明我这样的发言可能会遭遇不测（但愿我多心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哪怕粉身碎骨，我也要坚持我的信念——社会要有正义、公理和常识。一个人生活在没有公理、常识和正义的社会，毋宁死。我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能够用您们的理智和智慧给包括我在内的全国公众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个答案能够让包括我在内的全国公众看得到社会的正义、公理和常识的彰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杨绍政（联系电话13078554062）

各位群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惊闻黄琦母亲的家被内江医院的三个人入侵入住，每天二十四小时无间断监控，而且门口还有两个不明人员在守候。只要是真的，我感到太不可思议。这是公然违反我们国家现行宪法39条——禁止入侵公民住宅。

这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是严重侵犯黄琦妈妈宪法权利的行为，我希望这五位侵犯黄琦妈妈宪法权利的人员马上停止你们的违宪行为，你们现在正在进行严重犯罪，在让我们国家现行现行宪法蒙羞。

你们现在悔过，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行。希望入侵黄琦妈妈住宅的三名内江医院人员的马上撤离黄琦妈妈的家中，停止侵犯行为。希望守候在黄琦妈妈家门口的两位不明身份人员马上撤离黄琦妈妈家门口，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已经涉嫌违宪。

这三位入侵黄琦妈妈住宅的指使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希望你们马上下命令，让这三位撤离。你们只要组织、指使这三人入侵黄琦妈妈住宅，你们就在进行有组织犯罪，是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主谋。

请守候在黄琦妈妈门口的这两人的指使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马上命令两人离开黄琦妈妈的家门口。这样可以减轻你的罪行，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在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有组织的破坏现行宪法。

希望公安机关马上介入破坏我国现行宪法，入侵黄琦妈妈住宅的五名犯罪分子的立案调查。如果你们不进行立案调查，不制止五名犯罪嫌疑人的侵犯行为，公安机关就涉嫌渎职犯罪。

希望知道入侵黄琦妈妈住宅事件的所有网友迅速将这个事情公诸于众，公诸于全社会。希望所有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各武装力量的相关人员，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此事，今天，黄琦妈妈的住宅被非法入侵，明天你们可能就是下一个。

对黄琦妈妈住宅进行入侵的这五名犯罪嫌疑人，希望你们也要好好思考。如果你们今天非法入侵黄琦妈妈住宅的犯罪行为、违宪行为没有得到追究，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一定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事件为教训，当别人的宪法权利被侵犯，被剥夺的时候，他没有公开表达任何制止意见，比如50多万右派分子的宪法权利被破坏事件。

可是，刘少奇自己的宪法权利被侵犯以后，他说他是国家主席，他的宪法权利受国家保护。这个时候，红卫兵根本就不理睬他手中的宪法，也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反而对他的毒打更厉害了，而且还把他手中的宪法踩在脚下。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天非法入侵黄琦妈妈的住宅，让她的宪法权利不受保护，你们就赢了。你们没有赢，以后包括你们在内的无数国人的宪法权利被侵犯后，谁又来保护？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希望黄琦妈妈住宅入侵事件能够引起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希望你们全部都站出来制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所谓的维稳力量专门针对人民进行维稳，控制的有组织非法行为。这种行为完全是在破坏国民人身自由的宪法权利。

如果你们今天还像1959年、1960年、1961年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罔顾当时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事实，而在人民大会堂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进行毫无底线，毫无无原则的吹捧，吹嘘和大唱赞歌，今天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会像那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样，将会进入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你们今天的无耻行径今后一定会得到追究。

2019年2月28日口述，3月3日整理 于贵阳

贵州大学相关党政领导并教育厅、教育部：

2012年11月24日，杨绍政教授从一个想报考贵大西方经济学专业的考生中得知，报名时，贵大2013年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点没有招生。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理论经济一级学科硕士点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的硕士点2013年被全部取消招生。我给部分导师——王元培教授、郎贵飞教授、曾海鹰教授、马红梅副教授、蒋雪梅副教授打电话询问是否知情，都表示不知情，而且都很诧异。于是决定2012年11月26日由部分没有课的教授——王元培、杨绍政和曾海鹰向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校的分管领导进一步了解情况。

2012年11月26日上午10点，王元培教授、杨绍政教授、曾海鹰教授按约定一起找到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秀峰，请求他做出说明和解释。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秀峰的解释如下：2010年8月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我们贵大要搞定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贵州财经学院要搞定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本来贵大是赢家，因为贵大有三个评委，最后贵大实际只有2个评委。总共8个评委，投票结果是4:4。贵州省两个被申报的一级学科只能上一个。最后贵州财经学院院长陈厚义就找人给贵大经济学院院长王秀峰讲，希望贵大让路。王秀峰院长讲，开玩笑，除非他不当院长。就凭实力，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后来省教育厅来做工作，把王秀峰院长找到省教育厅去谈。王秀峰院长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要贵州大学让路也可以，那王秀峰院长就一定要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取消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保留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硕士专业的招生。原因是1、应用经济学专业多，2、有利于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的申报。第二、省教育厅到国家教育部去多争取一个指标。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权被取消，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权申报成功后，去年理论经济学所有的二级学科硕士点专业都在招生，但是，今年经济学院报上去了，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所有二级学科的招生。贵大究生院主要领导讲的是不要紧，贵大到教育厅找人去了，但是省教育厅的人出差了。现在王王秀峰院长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杨绍政教授几点意见：1、2010年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取消、2013年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所有二级学科硕士点专业的停止招生，都是在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相关专业导师不知情，事前没有参与任何意见，经济学院也没有通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和论证形成学院意见后，再上报学校和省教育厅。这个问题无论出在经济学院、学校、还是省教育厅，我们认为都是不恰当的。它没有尊重导师、教授和专家等这些搞专业的人的意见，这是一个在官本位主导下官员的意见导致的后果。

2、王院长讲了经济学院主要领导在这些问题上不存在领导不到位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学院不存在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可找到研究生院、学校甚至省教育厅核实情况，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一级管理部门？

3、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2006年就被批准招生，到现在已经建设和发展6年了，这个学科这么多的二级学科专业硕士点，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有这么多的导师在这些相关专业进行发展和从事专业研究，怎么可能说取消就取消呢？取消的理由是什么？有相关的论证吗？有学院的导师意见吗？有学院学术委员的讨论和意见吗？都没有。贵州大学即使要申报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那按条件申报就是了，至于够不够条件，能不能批准，那主要看这个学科的专业能力、水平和评审专家的意见，与贵大已经建设了6年的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中间选择一个的问题，而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应该无条件保留，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应该努力争取申报成功的问题。王秀峰院长以个人意见代替经济学院的意见取消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换取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进一步导致2013年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招生权被取消后所有二级学科硕士点被停止招生是有直接关联的。

2012年11月26日下午按照王元培教授、曾海鹰教授和杨绍政教授的商量意见，由杨绍政教授和曾海鹰教授一起找研究生院的主要领导了解情况（王元培教授要上课），由于曾海鹰教授临时有事，就由杨绍政教授到研究生院了解情况，但研究生院曹建新院长在外开会。于是杨绍政教授找到学校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赵德刚副校长。赵德刚副校长明确表示学校在进行学科调整的时候，以为学院报上来的方案是学院按照一定程序形成的学院意见。因此，校学术委员会就以学院上报的方案来审核，形成学校意见，上报省教育厅，由省教育厅报教育部审批。如果学院没有相关导师的意见和院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和意见等程序形成学院意见，仅仅将院领导的个人意见作为学院意见上报学校是不恰当的。

按照按照赵德刚副校长的意见，经济学院提供的专业调整和建设方案只是个别领导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学院意见。果真如此，那么经济学院上报给学校、学校上报给省教育厅，省教育厅上报给教育部的与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相关的专业调整就是违反程序的，应该请学校申请贵州省教育厅向教育部请求更正错误决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弄虚作假的责任。

基于以上分析和意见，我们请求国家教育部恢复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招生权，重新审定贵州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招生权，2013年被停止招生的贵州大学理论经济学所有二级学科硕士点给予补充报名并进行招生的补救措施。

以上意见 妥否， 望回复。

起草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绍政

2012年11月26日

2012年12月7日下午2:40左右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在508会议室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大会时，到场教职员工60人左右。学院白晶书记宣布开会后，我要求发言。得到白晶书记的许可后，我站起来当着60位左右教职工的面，要求学院当众就两个学期不给我安排研究生上课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今年没有让我指导新进研究生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我问完后，白晶书记要我坐下，但并没有让相关领导当众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准备讲其他事情。我不得不再次站起来，要求发言，希望学院领导尊重我的请求意见，我提的这两个意见是在开学之初就向学院相关领导反映过，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而且我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能否得到基于公平正义的按照规则和程序的对待，我的教授工作权利和参与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权利能否得到保证也是学院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我的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学院的工作能有效开展吗？白书记要求私下沟通时，我的回复是，只要学院管理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行事，我的问题就应该在大会上回答，这些问题是学院相关部门已经按规矩和程序做过的事情，怎么不能回答？

既然学院相关领导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请相关领导回答经济学院副院长李锦宏公开发表的论文与学校人文社科处处长洪名勇的论文80%左右的雷同率是怎么回事？学院是什么态度和处理意见？白晶书记说这个问题她可以回答。她讲到李锦宏抄袭事件以前处理过。我要求她提供处理的部门，处理的意见和公开的程度等详细情况时，白晶书记无法进行有效回答。

既然这个问题也不能公开回答，那我就提问下一个问题——贵州大学2006年就被教育部批准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招生权，为什么据王秀峰院长讲就被取消了？取消这个庞大的学科群之前导师知情吗？经济学院有专家论证、有依据吗？有决策程序吗？为什么2013年理论经济学下所有的二级学科硕士点都被停止招生？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跳得很厉害的老师表示大家不愿意听，希望全体员工表决愿不愿意听我的讲话？我回答到，我只是希望院领导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要讲，而是我要求领导公开讲出来。今天我的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做过的事情，既然按规则程序管理，以前就有处理意见和处理结果，领导完全可以回答。如果回答不了，就有理由怀疑经济学院办事情是否在按规矩和程序行事和管理？今天我的不公，明天就可能是您们的遭遇。这位老师讲到，“他今后如果遇到我今天的不公，自认倒霉，活该。”

在学院办公室大部分职员和极少数老师的鼓动下，白晶书记要求不同意我提问和发言的老师举手，得到的结果是不到1/3的员工举手。看到对自己不利，白书记就没有清点举手的人数，而是强行让其他领导讲其他事情。我多次讲到希望学院领导尊重我和学院大多数老师的意见，公开回答我的问题。我的请求意见没有被尊重。

突然，学院办公室主任陈爱东对我进行辱骂，猛然起身骂骂咧咧准备冲过来殴打我，幸亏被他身旁的几位老师摁住，我才幸免遭受劫难。

在此，我要感谢经济学院的大多数老师，正是您们在关键时候的不合作表态，没有举手，才让学院在我提的这些问题上更显无道。我们学院大多数老师的态度表明他们认识到了没有公平正义和按规则程序行事，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人的本质。学院的环境不改变，杨绍政今天遭遇的伤害，明天真可能就是他们的下场。而且我问的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被无故取消的问题，已经伤害到学院的根基，损害到绝大部分老师的利益了。

对于举手想剥夺我问问题和发言的少数人，我要说我的发言权利不是举手，多数人同意就可能被剥夺的，这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我的人权和宪法权利问题。我提的问题也是学院工作的重要问题，学院有义务当众回答。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您们的个人选择。虽然您们中的一些人是这届领导在位时新进来的。对您们进学院的程序和规则问题，我已经向学校人事处负责人讲过，希望学院新进人员在学院要有严格的规则和程序，老师、教授要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否则新进人员就可能成为学院领导个人的裙带关系和爪牙，这不利于学院、学科和专业发展，更让新进员工感受到权力而不是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

对于阻止学院办公室主任陈爱东准备起身殴打我的老师，我要感谢您们的搭救。但是我更要说，生命是有道义的，我对自己的生死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不会屈服的，不会向暴徒和恶势力低头的，除非他们改邪归正。只要他们改邪归正，我照样可以宽恕他们。

愿苍天蒙宠贵州大学，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2012年12月7日贵大杨绍政教授事件中，有网友提及没有学院老师主动站出来和我一起维护公平正义的情况。我也是老师，现身说法，我为学院这些老师说句公道话——请理解他们的苦衷和选择。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记得几年前，贵大经济学院一个副教授对我讲，杨博士，学院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讲，但是绝大部分老师不可以讲。我问为什么？他说，您讲了，如果领导要报复您，您是博士，教授，大不了离开贵州大学，再换一家单位。可是，绝大部分老师能够轻易换单位，离开贵大吗？他们离不开贵大，所以在遇到个人、学院和学校的不公事情时，只能忍耐和沉默。如果发声，被领导报复时，他们怎么办？怎么保护自己？

我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说真话，做实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2006年来到贵大开始，我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培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6年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成功，我起草培养方案，力主将《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纳入培养方案。当时的院领导担心没有师资，我主动请缨，承担《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授课任务。至于《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老师，我的意见可以先请国内上得好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授来授课，同时培养一些有前途的老师，还可以引进一些可以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优秀博士，师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贵大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各二级点培养的硕士必须要有高起点，要有一大批毕业生能够有能力进入国内名校读博士，其余毕业就业的硕士也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和功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高级微观经济学》2006年开始由我主讲授课。全年级经济类研究生的《中级微观经济学》由我主讲。在给学生讲课和与我指导的研究生的交流中，我得知研究生的很多课程，老师仅上一半，或者1/3。更有甚者，据说有一门课，一节课都没有上，任课老师给学生打一个成绩，交到研究生科，照样算完成任务。我给学生上课，除了法定节假日放掉以外，全部上满。我上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英文教材，全英文板书，数学推理证明，连课后作业都要评讲。我上这样的课，课前准备的时间是相当大的，准备时间是上课时间的8—10倍。不讲准备时间，就讲上课的出勤时间，我的实际课时是别人的2——3倍，如果把课前准备和上课质量考虑进去，我单位质量单位课时与别人的差距将可能扩大到几十倍。这样按照实际出勤时间计算，别人单位课酬是我的2-3倍，按照同等质量计算，别人单位课酬是我的几十倍。这样的管理和实际报酬激励，是在变相惩罚我的敬业和踏实认真工作，奖励偷奸耍滑的行为。当我把这些问题在研究生科给我安排课时提出来后，没有得到相关领导的回应，不正视我提出的问题，反而不给我上《高级微观经济学》了。安排另一位另外学院的副院长去上，结果，我指导的研究生告诉我，54节课，仅上了5次，第一次讲方法和安排，后四次让学生去讲，老师点评。我的天，《高级微观经济学》是可以这样讲下去的吗？而且上课时间连1/3都不到。国内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行告诉我，有这样的授课法吗？这样的搞法，我的心在流血。

本科学生的毕业实习和论文指导，我指导的学生必须去做调研，根据调研材料，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结合调研材料写出毕业论文。我和学生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是连学生做调研的学校补助的经费都得不到。我来贵大第一次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学生居然不听从我的安排，说很多学生都是剪刀加浆糊几天就搞定了毕业论文。可是在我这里不行了。当学生真正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以后，看到自己的成果时，他们又很欣慰。就是这个毕业实习和论文指导，学院一年的总经费是20万左右，可是它的使用效果呢？真正做调研的学生拿不到一分钱，更不说我花费的指导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与别人的差距那又是至少几倍，我的劳动得到尊重了吗？认真指导学生，结果变成了老师自己整自己和自己所带的学生；不认真指导，又违背自己的良心。不参与指导，又意味着被这个大环境逆向淘汰。真的揪心呀。当您提出其中的问题，领导就认为您在找茬。

这样类似的事例太多了。

好了，领导想到的不是改进工作流程，制定有利于优秀人才发挥才干和努力工作的薪酬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是拼命地将敢于讲真话，看到问题症结所在、努力工作的人排挤出各种工作平台，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人提出学院管理中的问题，就可以掩耳盗铃，没有问题，形势一片大好了。

于是我提出各种问题和建议后，我居然成了精神有问题的人了，给研究生授课不行了，带研究生不行了，本科毕业论文也没有指导了，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不能参加了，学位委员会也因为提意见而不能参加了，研究生统考的命题、推免研究生、研究生的面试、中期检查等各个培养环节都几乎全部给取消了。

我和院领导去沟通，他敷衍您，拖时间，不了了之。这居然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稳重。

我是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的引进人才，博士，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的获得者，《高级微观经济学》英文授课的讲授者，请问，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类学科的所有老师中，能够全部达到我上面条件的老师还有没有？如果有，有几人？连这样的老师领导都敢来搞，来伤害，那么其他的老师，只要他们想伤害，他们敢不敢伤害？明摆着的棋，这些老师敢不敢公开站出来支持我？只要他们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就不能站出来公开支持我。站出来，就意味着会变为第二个杨绍政，而且比杨绍政还要惨得多。

更何况人不是神仙，既然所处环境不是按照基于公平正义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管理和治理，那么独断专横的领导手中就有很多的利益、好处和甜头的诱惑，也有报复和整治自己不满意下属的利器。只要不想挨整，想获得领导手中的好处，大多数人是选择支持仅有道义的杨绍政教授，还是决定他们利害攸关的院领导呢？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工没有迎合领导的意图，在由极个别老师鼓动、少数人迎合并获得院领导同意的举手表决中，没有举手赞成剥夺杨绍政教授提问和请求院领导解释等发言的权利。这本身就是在特定环境下难能可贵的表现和态度，不能再苛求了。

我在想，即使是院领导的失误和过错，只要真心改过认错，难道就不能被宽恕吗？我的意见照样要宽恕，而且还要更好的尊重和爱护他们。因为人无完人，能真心悔过改错那也是不简单的呀。也不能太苛求和报复，而播下仇恨的种子。

我把自己给研究生上课与部分老师的对比情况讲出来后，贵大另一学院一名研究生称他们学院导师给研究生上课的情况和经济学院差不多，缩水情况也很严重。我希望他和他的同学能够把哪些导师，哪些课程，缩水的比例真实地公布出来，督促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希望我们的研究生、网友仅仅只是看问题的表象，去谴责和声讨那些严重缺课时的老师。把问题全部归结为师德和老师的品行是不恰当的，也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那么贵州大学研究生授课缩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本文的核心意见是当单位课酬不足以尊重敬业老师的高质量劳动，缩减课时又成为事实上普遍的潜规则而几乎不用担责，发出改革的声音意味著自讨没趣、自取其辱和自戕的情况下，老师缩减课时是对所处环境的理性行为选择。而因为良心和职业道德底线不缩减课的敬业老师是在不理智地自己增加自己的教学成本和投入，而得到的收益和缩减课时的老师是一样的。

因此在事实上鼓励员工偷懒，而真正的敬业却得不到尊重时，趋利避害的本能结果就是缩减课时，偷懒。

而谋求制度、潜规则的改变短期内既费时，又不讨好，特别是没有权势的杨绍政教授在在这样的问题上发声所引发的必然是在鼓励偷懒潜规则下庞大利益群体的软性抵制、强制扼杀、仇视和诋毁。可是如果不改变这个现状，将会是一个学校、甚至一个民族精神的重创和毁灭。

如果下定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让学校变为鼓励卓越，优秀和敬业，约束偷懒、平庸和胡作非为，特别是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让那些真正敬业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员工感到自己的努力和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体现，而偷奸耍滑、胡作非为的风险极高时，贵州大学就将是诚实、正直、爱岗敬业、高水平、高能力人的天下，而不是武大郎的天下。这样的示范作用，才会重塑贵州大学的师生员工的精神和品格。如果是这样，建成世界高水平一流大学会成为难事吗？

贵州大学一位老师曾经给我讲，她从贵阳来贵大花溪校区上课，所得的课时费连油钱都不够支付，更不用说其它了。当然她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课时费之低，连各种成本开销都不足以抵消，怎么谈得上对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老师高素质劳动的尊重呢？

面对这种情况，老师的行为选择只有两类，一类就是适应环境，根据周围环境的导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另一类就是呼吁并进行改革，提高老师的课酬，以尊重老师的人力资本。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既然课酬不足以尊重高素质人力资本老师的经济价值，老师的聪明选择就是尽量少上课。如果说老师必须要上一定的课时，那他会倾向于上最低的规定课时。曾经有一个博士就讲过，除了规定的任务，她不会多上一节课。

既然给研究生上课教授是35元/学时，而给本科上课是50元/学时，同等情况下倾向于少上研究生的课，多少本科的课。如果是导师，研究生的课必须上，那么就尽可能上最低的规定数。当然这是建立在严格管理、老师上课不能缺课的情况下。

如果给本科生上课管理很严，而给研究生上课管理非常松散。授课的老师只上1/4、1/3或者1/2的规定课时与全部上满课时的情况在学校的管理系统是一样对待的，那么不谈质量，仅谈出勤时间，敬业老师的实际课酬是35元每课时，而其他老师的实际课酬就是70元、105元或者140元每小时。给研究生上课严重缩水的老师聪明的选择就是多给研究生上课，课上得越多，他们逃的课就越多，实际课酬就越高，单位工资就越高。

如果其他人上课出勤都严重不足，而有一位老师不仅上课出全勤，反而还要使用英文教材、全英文板书、数学推导，英文考试来认真上课，严格要求学生。这样的授课，准备时间是课堂时间的8—10倍，而出勤都严重不足的人，他们会有多少准备上课的时间？就以我曾经上过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为例，就以投入为例，我是教授，35元/小时，54学时，我的课酬是1890元（含税），另一位副院长、副教授是30元/小时，54学时，他的课酬是1620元。但是他实际只上了5次课，以每次上3节课计算，他只上了15节课。我就假设他实际上了18节总课时，为应上课时的1/3。这样他实际的单位课课酬就是90元/小时。如果把所有的备课时间和上课时间总计起来，假设这位副院长的准备时间为授课时数的1倍。因为他的课是让学生讲，自己花很少的时间来点评。这样杨绍政教授的总投入时间是540小时（备课时间假设为授课时间的9倍），总课酬是1890元，单位时间的课酬为3.5元/小时。而副院长的总投入时间36小时，总课酬是1620元，单位时间的课酬为45元/小时。上完同一门课，杨绍政教授表面上比这个是副教授的副院长的单位课酬高5元，但是实际上，以总投入时间来核算，这位副院长单位投入时间的报酬大约是杨绍政教授的13倍。

这样大的实际单位报酬的差距，对杨绍政教授来讲，唯一的安慰就是没有误人子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自己是在尽忠职守。可是缩减课时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有良心的不安，不是照样好好的，而且还顺风顺水吗？

请问一个趋利避害的普通老师，愿意仿效两位老师中哪一位老师的行为选择？象杨绍政教授那样的行为具有可持续性吗？杨绍政教授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