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零时，我的博士导师，全国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逝世。12月26日上午胡老师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看着鲜花丛中安详、慈善躺着的胡老师，我感觉他老人家好像还活着，只是安静地睡着了。告别胡老师，我来到大厅外面，凛冽的寒风吹拂着我的脸面。倏然，悲从心来，我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师，再也不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泪水从眼眶中止不住的流出，我无法自制。为了不让其他送别胡老师的亲朋、好友和学生发现我的异样，我只能背对人群，任由冰冷的寒风抽打我泪流满面的脸庞。这时胡老师滋养我心灵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初识胡老师是1994年我准备应考西南财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期间。当时我阅读的柴咏、杨伯华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的序言就是胡老师写的。阅读序言，对胡老师非常崇敬。
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1996年，我的硕士导师王裕国教授要求我所在年级经济系的研究生全都去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现场，一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会务帮助，二是近距离感受全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发言、观点争鸣、思想交流和为人风范。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老师，并聆听了他的大会发言。在这次会上我还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教授、复旦大学的蒋学穆教授、厦门大学的吴宣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等名家，他们当时的风采至今仍历历在目。
也正是在胡老师等经济学学术名家的熏陶下，我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的认识是要成为一名象胡老师那样的学术大家，不仅要学好经济学理论，更要学好哲学、数学和掌握好一门外语。也正是有这样的认识，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我是在图书馆、听课和听讲座的过程中忙碌地度过的。在上好研究生的相关课程的同时，我还旁听了西南财经大学谢老师讲授的《微积分》、杨老师的《线性代数》和史代敏老师的《概率与统计》；利用课余时间通读了《资本论》全部三卷，第一卷还读了3遍；对朱善利、梁小民主编的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英文版也是认真阅读。当时我对科斯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刘诗白老先生的《产权新论》、诺斯、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著述也有浓厚的兴趣。每天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图书馆大量阅读三类杂志——《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和《人大复印资料》的所有过刊和现刊。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所有讲座，只要有时间，我都不会放过。正是这些讲座，让我见识了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吴易风等名家的思想和马蔚华等实践者的经济、金融实务理念。
也正是这样对学术的尊崇，我对官位、头衔一点都不看重。一个人，不管他有没有官位和头衔，只要有思想，有见解和有认知能力，就是我倾慕的对象。对那些不学无术，毫无思想深度却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有头衔的人，我的内心是蔑视的。也可能正是因为我这样的思想认知，才会让那些不学无术，但会钻营的有头衔的人不痛快而对我心存忌恨吧。
为了能够缩短和胡老师等学术名家的距离，我研究生毕业后，利用在重庆工商大学任教的好时机，也为了教学需要和进一步读博士做准备，阅读了当时为止国内所有的大学老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中译本宏微观经济学，然后就读英文原版的宏、微观经济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版本。1999年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研讨会时，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购买了所有的英文教材各一本，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粮食，感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还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阿克顿勋爵的《THE HISTORY OF FREEDOM》，洛克的《政府论》、《论宗教的宽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书籍，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弗里德曼文萃》等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的精神》，杰弗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波斯纳的《法理学》等著述，波普的《科学与反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开放的宇宙》等书。此外张五常、米塞斯、亚当斯密、密尔等的著述也阅读不少。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参加的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有很多，也写出了一些自认为有一些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在自己做了较好的学术准备后，带着在工作中对社会和环境的新思考和疑问，在我的硕士生导师王裕国教授和授课老师李萍教授的推荐下，我考上了胡老师的在西南财经大学招收的博士。从此成为胡老师的门生。胡老师的为师、为人和为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
在为师方面，胡老师首推宽容。作为他的学生，我的一些学术思想和他老人家有很大差异，他没有对我的学术思想作过批评，没有以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来局限和强求我的思想，而是充分尊重我的思想见解和认知。他即使不同意我的一些研究结论，也是从我的分析和思考逻辑的角度来质疑我的逻辑问题和建议更好的方法和论证来替代。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最后一部分的政策建议之一是我国农村要放松对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管制。胡老向来反对“市场神话论”，“市场万能论”，而我的这一政策建议和胡老的学术思想是有冲突的。胡老没有简单地让我来修改建议，而是多次从我论文的分析逻辑角度来琢磨其中的逻辑分析有没有问题，当他确定我的分析逻辑和政策建议是连贯一致的后，最后要求我考虑用词的准确性。我国农村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管制，但这种管制是科学、有序的管理或管制。因此要放松或者废止的是不当的政府对农村的管制，而不是简单、笼统地讲放松政府管制。
其次，胡老师为师干净，原则性强。他在西南财经大学带我们这14位博士生期间，学校划拨到他名下、由他支配的培养经费是每名学生8000元。胡老师从来不经手这些钱、帐。这些账务最初是由张树民师兄管理，张树民后是吴开超师兄，胡老师负责审核和签字。这些经费全部用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论文开题、评审、答辩和一些资料费的开销上。也正是因为胡老师干净清廉的潜在影响，让我对一些学院的领导干部和导师吃学生、压学生等胡作非为的行为很痛心，也希望这样的不良习气能够得到纠正。
再次、胡老师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教育我们怎样交友和坚持真理。胡老师曾当着他在西南财大所带的我们这些博士研究生讲，他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师、马寅初校长被打倒之前的期间，马寅初校长每年春节都要私人出钱宴请北大的一些教授和老师，胡老师也在受邀之列。每次就餐过后，马寅初校长都会拿出自己写的新春对联或者新作交给大家讨论和提批评意见，并风趣地讲，“这顿饭也不是白请大家吃，还得要做点事呀”。这就是马寅初校长的君子之交。
胡老师还给我们讲，马寅初被打倒之前，周恩来曾私下给马寅初讲，希望马寅初就人口问题给毛主席认个错，这个问题也就算了。马寅初拒绝了，并在北大公开讲，他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希望自己给毛主席认错。但是我要告诉这位好心的朋友，并希望这位朋友转告主席，我发现自己没有错。没有错，怎么能认错呢？我对这位好心的朋友谢谢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在对待真理和权贵方面的态度和风骨。
最后胡老师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麻烦学生，生怕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在读博士期间，每年胡老师在西南财大期间，他和师母年事已高，行走也不太利索，我每隔一两天都要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帮助一些日常生活事务。当发现胡老师在校对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稿时，我提出代胡老师校稿时，他很客气地拒绝了，并希望我认真阅读和思考他给我开的书单以及博士论文的相关思考。
在为人方面，第一、胡老师为人谦和，但对违反常识、不平之事敢于仗义执言和批评。无论我什么时候去见他，他总是目光慈善，语言平和。我的同门师兄弟妹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我亲眼所见的去拜访他的客人，他总是以礼相待，相当客气，没有任何名家、大家的派头和架子。我仅见过他发过一次大脾气。那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所遇到的问题。大约是2005年上半年，在办理申请论文答辩手续的过程中，我因为没有写研究生部规定的额外3万字的文献综述，而不被研究生部允许答辩。但是关于三万字的额外文献综述的要求胡老师是不认可的。他认为我们的博士论文中就要做文献综述，再规定另作独立的文献综述既是重复劳动，也是干预导师的自主指导学生的权利。他的意见是我们不额外做3万字的文献综述，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博士论文的研究、提高博士论文质量方面来。虽然经过我反复和研究生部协调，并将胡老师的手写意见提交研究生部，最终还是被获准答辩，但是在我的论文答辩中途学生回避的间歇，包括我在内的学生们在门外还是听到了胡老师当着包括经济学院院长在内的答辩委员会专家的面严厉地批评了学校在博士生培养环节的一些要求和规定仅注重形式，本末倒置，行政干预导师培养学生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并希望学院和学校及时纠正这些不当做法。我不知道胡老师的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采纳，之后在西南财大读博士的师弟师妹是否还要被这额外3万字的文献综述规定所折磨。但胡老师敢于直言，敢于批评不良和不正常现象、一身正气的品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为人。
正是在胡老师的熏陶下，我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任教期间，自己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同时对我所知道的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领导之间公开发表论文80%的内容雷同、十八节课仅上八节课、考试时全班90%以上作弊、学院管理不依规矩和程序、学院单方面行政命令研究生必须额外再写出文献综述、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必须是导师课题、随意无理由剥夺导师、教授的教学、参与学院管理等方面权利的荒唐、野蛮现象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也向学校的各级部门进行反映，希望得到及时地处理和纠正。虽然目前收效甚微，没有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甚至学校有故意不作为，包庇不良现象的嫌疑，但我始终坚信，胡老师一身正气没有错，我学习胡老师坚持正义的为人原则没有错，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一个学者读了这么多书，如果不能为学生、为社会拨云见雾，暴露错误、荒谬和反常识，彰显正义、公平和常识，就要么是书呆子，要么是不辨是非、唯利是图的不良之徒。这是社会的悲剧。
第二、胡老师不以师自居，对学生很尊重，很爱护。记得是在2005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时候去看望胡老师。当时我已经博士毕业了。对我的到来，胡老师非常高兴。我们交谈了很久。他一定要请我吃晚餐。记得当时北京的气温很低，胡老师和师母带着我一起走过天桥，去吃北京烤鸭。路上我一直扶着年事已高的胡老师，谨慎前行，生怕有一点闪失。现在回想起胡老师、师母和我在一起吃烤鸭就餐时其乐融融的情景，我更加明白一个真正人格高尚、学识渊博、尊生、爱生的老师的魅力和对人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
在为学方面，首先、胡老师头脑开阔，善于吸收新东西，没有任何保守和固步自封的影子，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读博士期间，胡老师给我推荐的书单、让我到他那里复印的学习资料很多在国际上都很新，很前沿。我记得2002年他让我复印他手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论文集》（英文版）来学习。据胡老师讲，这部文集是几年前北大厉以宁教授到国外考察前，胡老师专门叮嘱他到国外后帮忙收集的最新新凯恩斯主义方面的学术论文集。当时西南财经大学聘请了一个外籍博士，名叫Gary。我旁听了他讲授的《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Advanced Microeconomics》两门课程。课余时间我经常和Gary交流、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我也在Gary处复印了一些我认为有用的资料。其中的一些学术资料胡老师看后也很欣赏，就叫我帮他复印一份，他今后可以自己学习并推荐给其他学生。
其次、胡老师长期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不人云亦云。胡老师上世纪40年代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研究生就读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研究院。他的很多老师都是留学欧美的博士和教授，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胡老师求学时期的老师多为海归，传授给包括胡老师在内的学生的理论是当时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可以讲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入胡老师骨髓的。尽管如此，胡老师并不完全迷信市场。他在我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多次告诫我，“市场万能论”、“市场神话论”是要不得的，而且他长期坚持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正因为这样，胡老师被人划归为亲马克思的左派经济学家。胡老师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我的独立为学、独立思考的精神来源于胡老师的影响很大。胡老师批判性、辩证地质疑市场经济及其理论，也启发我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和配置资源的强大功效同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缺陷、制度等问题思考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思考结论——没有体现符合常识、公平正义的制度进行规制，没有在非市场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进展，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的理论进展，没有民主、自由、宪政制度的配套建设，好的、良性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在中国根深叶茂，造福国民的，相反很可能是坏的、公权力滥用成风、腐败盛行和裙带关系泛滥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盛行。没有胡老师的影响，我很难有这样的学术思考。我的独立研究和思考身边最熟悉的事情和现象，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工具来透视和分析，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的学风也是守胡老师启发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关注自己工作的高等教育行业的教育质量问题、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并进而从事自己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在我研究自己最熟悉的所工作的学院存在的问题时，才会捅了马蜂窝，遭到了不按规矩和程序出牌、胡搞乱弄的人的忌恨和报复。不过只要一个人象胡老师那样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也就无所遗憾和畏惧了。
最后、胡老师思考和研究问题注重用证据、事实、数据说话。2003年我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选题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根据当时自己的设想和开题报告会上相关专家的意见，这个选题我是可以完成的。可是当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获取货币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解读后，我发现我对这些数据的来源无法彻底搞清楚，再加上同班的在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博士同学给我讲过一个市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取决地方主要领导的意图，相关政府经济部门根据意图估算出合乎逻辑和情理的分解数据的情况。既然我无法真正理解宏观经济数据及其真实性，那又怎么能保证我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呢？如果对自己的研究基础和数据都没有信心，我就无法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有信心。
带着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困惑和苦闷，我回四川巴中老家去度过新春佳节。在我向父亲了解家中的收入情况——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上交的税费，税费改革情况在我家的体现等问题中，我发现了农村税费改革问题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如果能够调查出农户的收入、税费等可靠数据，是完全可以研究出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的。当我把自己的困惑和换题的想法电话告诉胡老师后，他认可我的意见，并认为只要我能做出有价值的论文出来就行，不必在意开题等学校在研究生论文环节形式上的行政规定，开题只不过是其他老师对我的研究提一些参考意见，最终能否把论文做成功的关键还是我自己。有了胡老师的支持和鼓励，我第二天就投入了农户收入、税费的调查工作。调查了四川四个代表性地区——巴中、三台、内江和新津地区的相关原始数据、并进行整理后，在胡老师的指导下，我终于做出了自认为是在用数据说话的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胡老师的充分肯定。
2012年12月26日去八宝山和胡老师进行告别前的早上5点钟，我起床阅读完了胡老师写的回忆性自传《九十春秋的回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胡老师早在1959年就在使用数据说话的方法做研究、得出结论。胡老师在回忆中写到：“1959年4—5月，我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再次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发现该管理区有如下三个问题：(1) 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项规定的要求；(2) 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和社员已无条件和多余时间搞家庭副业，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全部收入水平未超过前两年。(3) 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每劳动力所摊到固定资产增长2．4％，每亩投工量增长20．9％，而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则只增长14．2％，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每亩投工量增长速度，因而使得每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了8．7％，每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粮食降低了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纯收入也随之而降低了l2％。这些比例关系变化，说明了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取得应有效果，对比1956年，活劳动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因而不能不影响1958年社员收入尚未达到1956年水平。我根据大量统计调查资料，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意见，于1959年5月9日在“七一”人民公社就地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回校后，曾打印出来。然而，由于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我的这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了。”在特定的政治立场定反动的年代，通过数据来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己说话的方法，可以避免遭受歹人陷害，有效的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我当时做博士论文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只要我的调查数据经得起考验，那么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就站得住脚。谁反对我的论文结论，就只有反对这些数据，而不能给我个人扣大帽子，栽赃陷害。胡老师当年做的这些调查研究，没有因这些调查报告而被打为右倾分子，他的数据说话和通过数据做出判断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应该很好地保护了他。
在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历程中胡老师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学术研究和创新不要太在意不当的行政条款和框框的控制，这些规则和程序都是应该服务于怎样搞好研究和鼓励创新的，否则就是在限制和扼杀学术创新，干扰学术研究的。真正的学术高人的思想总是相通的。就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后又换题，而且换了新题目后也没有重开题的问题，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在我换题后不久，我遇到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前任院长、留法博士任治君教授，讲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任老师完全赞同胡老师的意见，并对我说，他在法国留学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不仅相关专家认为研究有困难，而且他的导师也不认同，但是法国教授的观念就是老师主要是提参考意见，是否采纳主要由学生自己决定。关键还得是学生最后能否做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任老师当年在法国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导师和其他教授的反对声中做出来的。他鼓励我好好研究，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也正因为这样，我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任教期间，对于没有充分反映教授意见、只是几个行政领导就做出的违反培养学生最基本流程、干扰导师自主培养学生权利——如行政规定额外写多少字文献综述，学生论文选题必须是导师申报成功的课题等非常反感。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老师、学生、管理人员的各种言行等现象非常感兴趣，这些也相当于是一种工作环境的调查，为我的学术思想的提炼、深化，寻找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大有助益。我对身边的很多现象都很有兴趣，喜欢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深入剖析，学以致用，经世济民。
从1994年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这个名字走入我的视野开始，我经历了聆听胡教授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阅读他的文章和书籍，成为他的门生，近距离领悟和感受他的学术思想、为人、为师和为学的大家风范，我亲历了胡老师身体健康时的睿智、慈善，疾病中的安静、从容，逝世后的受人敬仰和物质身躯的化为灰烬。胡老师德寿双全，从有形的生命来看，还是逃脱不了身体生长、消亡的自然法则，但是他的为学、为师、为人的精神和风范将通过我们这些学生传承下来，发扬光大，造福社会和人类，为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常识和文明的传承和生长增添积极促进作用。这就是胡老师无形生命的永恒。
2013年1月1日完稿于贵阳家中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