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20岁，在我家所在的地区读大专。当时这所大专是我所在的地区唯一一所大学。可不要小瞧了当时我们这所高等学校。当年由于高考失利，我连这所学校的志愿都没填，却由于英语考分特别高，被该校英语系录取。就稀里糊涂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读书期间，我们学生每个月直接发放34斤饭票，30元的菜票，没有任何住宿费，书本费，看病是全免费。我在校生病住过一次院，没有自己花费一分钱。我们寝室每天都会送来一份参考消息。
1989年以前的很多情况我们不是太清楚，当时读中学，对大学的事情了解很少。大概是1989年4月份，当时的总理李鹏访问日本，当媒体记者提问李鹏，胡耀邦的近况如何？李鹏的回答是胡耀邦同志的身体很好。可是当李鹏总理的这个关于胡耀邦身体很好的回答过后的几天内，胡耀邦被报道死于心脏病。
北京、上海的学生在静坐绝食、悼念胡耀邦总书记，很多人怀疑胡耀邦死得不明不白。因为胡耀邦是由于提倡民主、自由、理解学生的主张和诉求而被免职。还有就是当时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利用改革开放的双轨制，大肆进行官倒、投机倒把，破坏市场交易秩序，大发横财。一些体制内的各级官员大行贪污，腐败。因此当时学生除了悼念胡耀邦意外死亡外，就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严惩贪官。抗议的方式就是静坐绝食。
特别是进入五月下旬，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和事态发展不断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我当时所在的学校还没有动起来，教学秩序还都很正常，但是同学们的心却在北京。整个学校就像一座火药桶，只差导火线去引燃。
记得是5月20号左右的一个旁晚，我和我的一位高年级师兄饭后去散步。谈到北京学生的静坐绝食抗议事件，大家都觉得北京学生很理智，方式很恰当。提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反贪官、悼念猝死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都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这些主张不仅仅是学生，就是共产党、全体的国民都应该完全认同。
我们寝室的同学还讨论过怎么反贪官？有人提出，将所有的官员的收入全部找出来，扣除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剩下的余钱如果不能说出来源，又数额巨大，那就一定是贪官。而且我们当时相信只要共产党愿意做，就一定做得到。所以对北京学生不反对共产党的主张也特别认同。不仅不会被抓住把柄，而且确实相信共产党有能力去清除贪腐。就在那天晚上的第二天我们全校去游行时，有一个同学高呼打倒共产党时，我把他狠狠臭骂了一顿，不准他乱呼口号。
就在这天傍晚散步时，我和师兄还谈到对北京学生的静坐、绝食的看法。感觉这一方式挺高明。 静坐，而不是去游行，避免了和警察等人员的身体接触和冲突，杜绝了被警察镇压的口实。自己的合理、合符宪法的主张和行为得不到回应，通过绝食来抗议，以自毁身体和生命来抗议，彰显的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常清楚和显而易见的。
每个绝食静坐的学生都有同学、父母、兄弟姊妹、亲戚和父老乡亲，北京的几十万学生屁股后面跟着的可是几千万人呀。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当时感觉我们国家的前途真的有可能会很光明，只要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按照他们说的，和学生的要求去做，国民和民族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就是官倒真的涉及到邓小平的子女，只要邓小平能够以国家为重，以身作则，如果子女真有问题，该处理的就处理，学生和民众怎么能不理解共产党呢？
我们在一块儿散步结束后，我就去上晚自习了。没有想到这位师兄敢作敢为，找了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坚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大概是晚上8多钟贴在我们宿舍的大门口傍边的墙上。刚开始没有几个人看。但是9点钟后，上自习的同学逐渐回来，路过，看到这张标语，围拢的学生、老师就越来越多。在10点左右，聚集了上千人。
在寝室的同学开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道，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上升的昏倒学生的人数的新闻，我们的心在流血，血在沸腾。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在以死抗争，为了国家、民族和国民。我们要支持和声援。于是当晚就有师兄组织募捐，要把钱寄到北京。当晚就要到地委、行署去抗议，去声援北京。 我们的校长、党委书记都到场了，劝阻学生深夜不要出校，并且表示他们理解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心情，同意第二天8点和学生一道去游行，请愿。
于是绝大部分学生回寝室准备游行的标语、口号。很多同学将自己的床单裁剪成横幅，写上标语，两头固定在棍子上。第二天声援北京、反对腐败、打倒官倒就在我所在的达川市开始了。很快那些中专学校的学生闻讯声援，参与到我们学校学生的抗议行动中。
我们到地委、行署门口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的回应。执政党和行署主要领导许诺第二天直接到学校和学生对话。从这以后，我们学校以系为单位，将电视在会议室全天播放。要知道当时的电视还不普及。游行之前主要通过收音机获取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消息。当我们通过电视看到胡耀邦总书记的灵柩车开走时，看到赵紫阳总书记含泪，手举扩音器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喊话，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正义的，但是要让学生们爱惜身体，国家的未来需要学生们时，我们都留下了伤感的眼泪。
在北京学生代表与李鹏总理对话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学生有理有据的提问和质疑，可是李鹏总理却是阴沉着脸，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态度极不耐烦，没有耐心。当时我们不敢相信作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是这样一个形象和态度，和总书记赵紫阳完全是天壤之别。当时我们对北京学生代表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对李鹏的行为和表现很失望、很伤心。
当时四川成都学生的抗议也在进行。省委书记杨汝岱就到万源视察，以避风头。留在成都和学生对话的是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韩邦彦。可能是学生觉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在观望、拖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学生和韩邦彦副省长的对话中，四川学生代表的表现令人不满意，和北京的学生代表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感觉四川成都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不象是学生中的精英人物，而是一些平时不怎么上进的学生一样。总之留下的印象极为不好，就像李鹏给人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一样。
那个时候师兄、师姐们在学生中募捐，将大家的捐款汇到北京，总计汇了很多次。我们在随时关注局势的发展，希望天佑中华。大概是6月2日左右，传来了中央高层对学生定性为动乱的新闻。所学生的爱国热情是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还有就是杨尚昆，当时是国家主席，他在电视上讲赵紫阳犯了错误，批评赵紫阳根本不像一个党的总书记在讲话；讲赵紫阳当着学生哭，根本就不注意自己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的形象。杨尚昆说话结结巴巴，吐词不清，一句话中不必要的字词太多，而且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很横蛮和霸道。我们有的同学就讲杨尚昆完全是个大脑粗。一个大脑粗居然可以当国家主席，这国家怎么啦？
六月三号，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就出来了，要求外地学生迅速离京，返校，北京的学生、市民在晚上12点钟以后不得外出，否则后果自负。大概在6.4凌晨以后，所有的关于学生的消息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暴徒怎么样烧军车，杀军人，和军人怎么样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BBC、VOA的新闻全部是在造谣，他们想搞乱中国，搞垮中国。
由于局势的陡转直下，我们同学们都笼罩在阴影之中，都想知道我们的兄弟姊妹究竟被枪杀的有没有？如果有，他们有多少人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心理憋得慌呀。我们在学校里也无心读书，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就提前放假，我们回到了家中。
当时信息也不方便，主要是靠写信和家里通信。由于关心国家层面的事情，没有给家里联系。特别是6月4日以后，我的父母听说北京开了枪，死了很多学生，又没有我的消息。父母伤心，担心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害怕我也到了北京去抗议，没有了我这个儿子。他们当时就委托我的姑父到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我，看到我一切平安后，我的姑父回家告诉了我父母我的情况，他们很高心。后来我父亲对我说，如果我要是没有了，他也就不想活了，跳河死了算了。当时真的感觉父亲疼爱儿子的真情，可怜天下父母心。
由于北京的消息全部封锁，我们真的不知道北京到底死没有死学生？1989年暑假，我们接到提前到校的通知，于8月20日返校。到校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时事政治集中学习。主要就是讲6.4事件。现在记得很清楚，对六四的定性就是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少部分国内敌对势力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单纯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一场政治阴谋。而且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杜勒斯时期就开始，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6月4日凌晨天安门清场时，绝对没有开过一枪，伤过一个人，死过一个人。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讲的天安门的情况绝对是谣言，还有它们报道的38军指挥不动也是绝对的假消息。学生是无辜的，是被人利用的，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绝对不会秋后算账，一定要相信共产党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学习袁牧的讲话，他讲民主绝对是有阶段的，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国民的素质都不宜实行政治民主。等到经济水平和国民素质提高了，我们自然就会实行政治民主了。还有就是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定要站稳立场，一旦敌人的阴谋得逞，倒霉的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定要坚决和敌人作斗争。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6月2号左右，估计是听到了风声，有一位以前很积极的年轻老师在他爱人的督促下，让学生不要在上街了，说民主是渐进的，大家记住我今天的话，20年后，中国的政治民主绝对不是89年这个水平，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事实就是，20年后的2009年，中国的民主政治远远超过1989年了吗？23年后的2012年，中国的政治民主超过1989年了吗？
1989年冬天在和一些朋友的聚会上，碰到一位女性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一名军人，探亲时对她讲，领导要求他回家路上穿便装，不要轻易表明自己是军人的身份，据说是怕老百姓报复。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我们学校2周时间的学习中，解放军是受害者，对学生、市民又没有开枪，外台报道的解放军枪杀学生和市民又是谣言，那军人为什么怕报复了，出了军营单个人连军装都禁穿呢？
北京大学才子余杰的一些文章里面提到了天安门母亲。这让我真切地感觉到北京确实死了不少学生，而不是给我们在校宣传的没有死人。没有死人的讲法肯定不真实。是谎言。余杰提到丁子霖的儿子因为参加学生抗议绝食活动最后被枪杀了，她是大学教授，悲痛欲绝。走出痛苦后，她和她知道的一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一道，形成了一个相互安慰的群体，取名叫天安门母亲。二十三年来，她们不断的抗争，每年她们孩子的祭日，她们都要去悼念自己孩子的亡灵。可惜的是，每年都会受到公安、国安的跟踪和干涉。逐渐地，她们不仅关注自己死去的孩子，她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那些和自己孩子一起死去兄弟姊妹。每找到一个，她们都会写上这个逝去年轻生命孩子的名字。在受到公安、国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通过他们有限的力量，就找到了100多为死去的年轻人的真实姓名。所以我要感谢余杰和天安门母亲的行动，没有他们的努力，我至今都不会相信至少有这么多学生被枪杀了。相反，我反而认为解放军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还有军人被歹徒打死、被焚尸，那些歹徒太残忍了。
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他曾经在网上放了一个文件，主要讲到全国各地的参加六四事件而后来被抓和判刑的学生、工人的名单。人数很多，这些人现在很多出狱了，生活很困苦。看了这个材料后，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共产党不是告诉我们说一定不会秋后算账吗？怎么有这么多人被秋后算账呢？看来当年告诉我的又是假话。其实，早在1991年，我参加工作后，就知道，当年参加89学运的毕业生几乎全部被分配到最基层和最艰苦的地方去了。当时我的感觉像是流放。既然不秋后算账，那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呢？当时就怀疑有事实上的秋后算账了。后来有朋友披露与赵紫阳有牵连的很多人都受到了打击。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还被判了刑。看来因为这场事件受伤害的人还真不少。
我在网上看到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讲38军当时在执行戒严任务时的情况，回想起当年我们政治学习时讲BBC、VOA报道38军情况是造谣的说法，才发现只要刘亚洲讲的是真的，那我们当年的政治学习时讲的就一定是谎言。太可怕了。刘亚洲讲，京津地区的兵，关心政治，有头脑，和其他地区的兵差异很大。他讲到当军委传达命令的人到38军要求38军尽快入城时，当时的军长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意了吗？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意了吗？回答说都同意了。当继续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同意出兵吗？回答说赵紫阳没有明确意见。军长直接讲，没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同意，这个命令，他无法执行。居然还问他的政委，如果出兵，将来上军事法庭受审，是您去还是我去？后来军委的命令38军都没有认真执行，直到这个军长被免职。后来来自贫困地区的该军的副军长升任军长后，38军才积极执行上级的命令。
好您个刘亚洲将军，是您让我知道了原来38军同情学生的BBC和VOA的报道是真实的，当年告诉我们说38军同情学生的报道是谎言的说法才是真正的谎言。所以呀，这个民族无论是高层、底层，体制内、体制外，还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将被谎言包围着。欺骗笼罩着。我们也要思考，像我这样的读过这么多书，又喜欢思考，要认清真实的情况和事实都这么困难,那其他的人文化水平低，受毒化的人，认识不清楚，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认识，不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对六四的看法，我在1995年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在清华读过本科的师兄说，那场运动，他是被利用了，学生是被利用了。他是坚持被利用的观点，和共产党教导的主流观点很接近。我的这个高年级师兄本科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专业。
记得也是1995年，好像是从德国回来的一位经济学博士给我们讲课，提到89年的事情。他的说法是把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多可惜呀。要是去经商、办厂、赚钱，要增加多少财富呀。
我接触的一个农民讲，那些学生是饭吃饱了，没有事情干，才去闹事。某某某家的儿子，在北京读大学，被打死了，连尸体都没有看到，这就是闹的下场。
其实何止是他们，就是在1995年，我的一位马上要到中国建设银行报到的老乡请我吃饭时讲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名称要改为中国建设银行，去掉人民两个字。我当时就不能理解，怎么能够去掉人民二字呢？去掉了人民二字，中国建设银行还是中国人民的建设银行吗？后来当我走进经济学的殿堂，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无知。作为一家商业性金融公司，本身就是私权利的范畴，于人民何干？到后面随着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才发现其实人民也是一个与宪政、民主、自由相悖的概念，更与公共权力背道而驰。国民、公民才是民主、法制、宪政社会应有的概念。
如果我没有读硕士、博士，没有广泛阅读除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大量书籍之外的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经典书籍，又不喜欢思考和追问，那么请问我还不照样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那些高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在中国要占到80%以上，能够读研究生的人1996年在校生才有3.5万人。我作为研究生都才只有这个认知水平，还这么勤奋，更不说其他比我差的人群了。就是现在我接触到的很多博士、教授，无知、脑残、短视、贪婪成性的人照样很多。
有时候想起来很伤心，这些就是我国精英人物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担当吗？可是仔细一想，一个工学、农学、理学的博士或者副教授、教授，从小接触的就是那些洗脑的东西，要是自己又不去开阔眼界，有脑残和弱智的认知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我国真要有所改变，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放弃奴化教育，推行公民教育。否则知识越高，学位越高，可能会越脑残，想的问题与人类文明和常识背道而驰。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