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唱红不能有效解决民众信仰缺失的问题

重庆为什么要唱红歌?本质问题是民众信仰的缺失。解放以来,执政党和政府树立的无数的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雷锋、张海迪、王瑛等等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让社会公众知道英雄人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人的忠于党、爱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品质成了公众的榜样。通过文学、艺术的加工,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成了旧社会恶霸地主的化身,对这些人恶行的宣传更加让社会公众增添了对旧社会的恨和新社会的热爱。

可以讲正是在正面英雄的榜样力量和反面典型人物的教育宣传下,社会公众将共产主义理想、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精神,对共产党永远的爱,对领袖永远的忠诚当做了社会公众的信仰。我看到了网上流传的中共九大的视频,那些代表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狂热,就是当时中国人对领袖和共产党的信仰的一个缩影。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中国大众有主流的价值观和信仰。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发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思考的对象,部分有思考能力的人对以前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质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言论管制的放开,国门打开和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信息在公众的传播和流动就不是可以简单控制得了的。 对历史的反思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历史学家杨奎松等人的研究,被枪毙的人数巨大。可是当时没有刑法,没有足够的法官队伍和律师队伍,被枪毙的人不是拿着枪和解放军对打的国民党武装残余部队和武装土匪,而是手无寸铁的人。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毙和镇压的法理依据何在?有没有正当性?自然就会成为天然的问号。

1957年反右运动,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将共产党和毛主席主动邀请提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和有见识的人打为右派分子,包括家属在内的几百万人蒙受苦难。常识就会让民众产生疑问——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什么在现实中就保护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呢?而且违反言论自由的就是主持制定宪法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呢?因为意见和毛主席不同的梁漱溟、马寅初等为什么就遭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呢?言论自由为什么一样保护不了他们呢?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杨尚昆、陆定一、粟裕、陶铸、邓拓、吴晗、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等都是从革命起家,在出事之前都是红得发紫,一出事就被批判为反革命、叛徒、内奸和工贼等各种名目的指控,总之是大坏蛋。就是这些所谓的大坏蛋,通过十一届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很多从所谓的大坏蛋又被平反——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等的冤屈均得到了昭雪。这些大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不同时期完全判若两人的事实会让公众思考迫害这些历史人物的人在当时均是以共产党人的正统自居,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平反的人也是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究其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党内的斗争、个人命运的沉浮,让人感觉到没有符合基本常识的规则和程序,任何人都可能被陷害和蒙受不白之冤。

文化大革命这么多人蒙受冤屈,遭受不公,很多人得到平反,可是那些假借革命而行恶的无数人受到报应了吗?遭受惩罚,得到法律的追究了吗?没有。被平反的人得到足够的赔偿和补偿了吗?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收听外台都要被判刑、坐牢,民众得到的信息是资本主义是剥削者的天堂,被剥削者的地狱。资本主义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时流行的口号还有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身体强健,解放台湾。

改革开放后,以前的很多观念都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被剥削者的工资水平、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比我国高多了。对外开放,让中国人知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经济、文化、法治的发达,和以前宣传的完全不一样。随着和台湾的经贸往来,人们发现台湾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可怜他们,他们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尊重都比我们好。以前的殖民地香港的生活水平、法治状况、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均好于我们。以前好得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成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以前的资本家、私有企业,现在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以前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现在却面临失业,以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知识受到尊重,以前仅凭革命和忠诚,考试交白卷就可以成为英雄,现在再也行不通了。改革开放前后巨大的历史反差,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反思,让不同人的个人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现在随着各种信息的披露和人们的理性思考,以前很多典型人物的事迹都令社会公众产生了怀疑。雷锋事迹,现在有很多的文章和报道在质疑其真实性。草原小姐妹的事迹被被还原真相,刘文学的故事被放到当时全民饥荒的背景下,会让人思考当时仅仅是地主在偷吗?反面人物刘文彩、周扒皮、黄继光等的真实原型也被许多人披露,并且与宣传的偏差很大。这些事实的披露,我们的执政当局没有披露更多的事实,没有态度,只会让人们的传统信仰被颠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了个人的利益追求。特别是在闭关自守几十年后,搞市场经济,人们以为只要有钱就是大哥,白猫黑猫,搞到钱就是好猫。于是,官商勾结可以搞到钱,贪脏枉法可以搞到钱,强买强卖可以搞到钱,不公平交易,歧视性规则,垄断性性管制可以搞到钱,就都大行其道,被视为社会正道和社会潜规则。这些现象本来是坏的市场经济,这样的搞法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导致许多执掌公权力的人贪污腐化堕落,整个社会群体性道德沦丧,贫富不均加剧。

面临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社会很难再有改革开放前的主流价值信仰了。于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看法就产生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好,没有这么严重的经济腐败,社会清明,文革就是他们的理想社会;有人认为现在社会好,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更有许多行潜规则和官商勾结和权力腐败滥用而发了大财的人们更是如鱼得水,满意于现实社会给他们的各种特权和好处;另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社会需要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以约束公权力,斩断官商勾结的链条,铲除公权力腐化,贪污,滥用的制度土壤,制定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基本常识的法律制度,中国才有希望和明天。

重庆的唱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图通过唱红歌,歌颂主旋律,弘扬主流价值观,以解决当前社会公众主流价值观缺失、或信仰坍塌的社会现实。可以说重庆唱红所针对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合法化等现实,不是通过唱红就可以形成社会主流的、趋向单一的价值观的。面对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利益的合理合法化,要形成法治社会,以法约束公权力,尊重多元价值、保护个人权益,而不是主要通过唱红来重建社会包容、多元的价值理念,更不能够不顾社会多元价值的客观现实,强塑主流价值观。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动用行政力量,干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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