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知自负的人就是原本胸无点墨，却自以为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很有思想，自以为对社会理解、认识很准确，很正确的人。这样无知自负的人如果是一个对他人或社会影响非常小的普通人，那他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甚微。希特勒如果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普通人，那么他再坏，给他人和社会的危害也会十分有限。

可是如果这个无知自负的希特勒是极权专制政治集团的领导人，拥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那么他对这个受集权专制政治统治社会的成员、乃至其它社会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大家想一想，如果无知地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犹太人就应该被消灭的想法不是出自这个希特勒，而是出自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或者出自没有掌握绝对专制权力的希特勒，那么这些无知的想法也不会给人类带来如此大的灾难。

一个社会怎样才能避免将无知自负的人选择上政府的重要岗位，或者即使被选择到了重要岗位，无知自负的人也根本不可能危害社会和人类呢？

一、公权力的主人——国民集体必须有决定权和选择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承认全体国民是政府公共权力的主人，政府的所有政务官和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仆人，被雇佣者，那么政府关键职位的人选就要由国民集体来决定和选择。只要国民集体所拥有的选择代理人和仆人的权利没有被盗取和变相剥夺，那么国民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代表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通过自己直接参与选择或者间接委托代表选择政府关键岗位上的人等程序，都尽可能会将优秀的人才选择到关键岗位上去。即使选错了，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领导人必须依据国民代表制定的法律依法行政，还要受到监督。如果违规，将会受到惩处，甚至会失去职位。在必须依法行政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无知自负的人，他也不敢胆大妄为，胡作非为，除非他不想干了。

二、任何党派执政，党务活动和政务活动必须分离。只要承认国民集体是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的主人，政府是代理国民集体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机构，那么任何没有参与国家个公共权力治理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说在代行公共权力。也就是说任何政治组织的活动都不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而是政治组织和政党的私事。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只要没有担任政府公职，他的活动和发言就仅能局限在本党范围内，不应该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只有担任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公职的任何党派的党员才能被称为公务员和政务官，由政府财政支付薪酬和公务活动经费。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有任何的党派，包括执政党可以凌驾在执掌公权力的政府之上和国民之上。如果是这样，公权力来源和结构问题就得以解决，保证了公共权力的行使机关代表公众集体的意愿，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真正成为公众的公仆，公众真正对自己的公仆有决定权和选择权。

三、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力量是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只有在社会自组织系统存在缺陷或不能有效运行的领域，接受国民集体的委托，行使授权。一般情况下，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当事人在社会有形和无形的规则下，与其他当事人博弈互动，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而从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自愿交易和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经济当事人是可以完成交易和生产活动的，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在接受公众委托时，需要打击的是欺诈、敲诈和强买强卖等危害社会自组织运行系统的行为。其实预防外敌入侵和维护国内的公共安全本身也是在维护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如果政府和社会分工的职能范围能够这样来认识，那么政府的职责从全社会来讲就是有限的，而非根本性的力量。整个社会根本性的力量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由此看来，符合人类基本常识的公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避免将无知自负的人选择到政府的重要岗位，即使被选择到了重要岗位，无知自负的人也很难有机会危害社会和人类。

重庆为什么要唱红歌？本质问题是民众信仰的缺失。解放以来，执政党和政府树立的无数的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雷锋、张海迪、王瑛等等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让社会公众知道英雄人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人的忠于党、爱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品质成了公众的榜样。通过文学、艺术的加工，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成了旧社会恶霸地主的化身，对这些人恶行的宣传更加让社会公众增添了对旧社会的恨和新社会的热爱。

可以讲正是在正面英雄的榜样力量和反面典型人物的教育宣传下，社会公众将共产主义理想、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精神，对共产党永远的爱，对领袖永远的忠诚当做了社会公众的信仰。我看到了网上流传的中共九大的视频，那些代表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狂热，就是当时中国人对领袖和共产党的信仰的一个缩影。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中国大众有主流的价值观和信仰。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发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思考的对象，部分有思考能力的人对以前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质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言论管制的放开，国门打开和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信息在公众的传播和流动就不是可以简单控制得了的。 对历史的反思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历史学家杨奎松等人的研究，被枪毙的人数巨大。可是当时没有刑法，没有足够的法官队伍和律师队伍，被枪毙的人不是拿着枪和解放军对打的国民党武装残余部队和武装土匪，而是手无寸铁的人。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毙和镇压的法理依据何在？有没有正当性？自然就会成为天然的问号。

1957年反右运动，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将共产党和毛主席主动邀请提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和有见识的人打为右派分子，包括家属在内的几百万人蒙受苦难。常识就会让民众产生疑问——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什么在现实中就保护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呢？而且违反言论自由的就是主持制定宪法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呢？因为意见和毛主席不同的梁漱溟、马寅初等为什么就遭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呢？言论自由为什么一样保护不了他们呢？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杨尚昆、陆定一、粟裕、陶铸、邓拓、吴晗、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等都是从革命起家，在出事之前都是红得发紫，一出事就被批判为反革命、叛徒、内奸和工贼等各种名目的指控，总之是大坏蛋。就是这些所谓的大坏蛋，通过十一届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很多从所谓的大坏蛋又被平反——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等的冤屈均得到了昭雪。这些大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不同时期完全判若两人的事实会让公众思考迫害这些历史人物的人在当时均是以共产党人的正统自居，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平反的人也是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究其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党内的斗争、个人命运的沉浮，让人感觉到没有符合基本常识的规则和程序，任何人都可能被陷害和蒙受不白之冤。

文化大革命这么多人蒙受冤屈，遭受不公，很多人得到平反，可是那些假借革命而行恶的无数人受到报应了吗？遭受惩罚，得到法律的追究了吗？没有。被平反的人得到足够的赔偿和补偿了吗？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收听外台都要被判刑、坐牢，民众得到的信息是资本主义是剥削者的天堂，被剥削者的地狱。资本主义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时流行的口号还有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身体强健，解放台湾。

改革开放后，以前的很多观念都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被剥削者的工资水平、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比我国高多了。对外开放，让中国人知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经济、文化、法治的发达，和以前宣传的完全不一样。随着和台湾的经贸往来，人们发现台湾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可怜他们，他们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尊重都比我们好。以前的殖民地香港的生活水平、法治状况、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均好于我们。以前好得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成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以前的资本家、私有企业，现在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以前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现在却面临失业，以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知识受到尊重，以前仅凭革命和忠诚，考试交白卷就可以成为英雄，现在再也行不通了。改革开放前后巨大的历史反差，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反思，让不同人的个人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现在随着各种信息的披露和人们的理性思考，以前很多典型人物的事迹都令社会公众产生了怀疑。雷锋事迹，现在有很多的文章和报道在质疑其真实性。草原小姐妹的事迹被被还原真相，刘文学的故事被放到当时全民饥荒的背景下，会让人思考当时仅仅是地主在偷吗？反面人物刘文彩、周扒皮、黄继光等的真实原型也被许多人披露，并且与宣传的偏差很大。这些事实的披露，我们的执政当局没有披露更多的事实，没有态度，只会让人们的传统信仰被颠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了个人的利益追求。特别是在闭关自守几十年后，搞市场经济，人们以为只要有钱就是大哥，白猫黑猫，搞到钱就是好猫。于是，官商勾结可以搞到钱，贪脏枉法可以搞到钱，强买强卖可以搞到钱，不公平交易，歧视性规则，垄断性性管制可以搞到钱，就都大行其道，被视为社会正道和社会潜规则。这些现象本来是坏的市场经济，这样的搞法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导致许多执掌公权力的人贪污腐化堕落，整个社会群体性道德沦丧，贫富不均加剧。

面临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社会很难再有改革开放前的主流价值信仰了。于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看法就产生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好，没有这么严重的经济腐败，社会清明，文革就是他们的理想社会；有人认为现在社会好，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更有许多行潜规则和官商勾结和权力腐败滥用而发了大财的人们更是如鱼得水，满意于现实社会给他们的各种特权和好处；另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社会需要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以约束公权力，斩断官商勾结的链条，铲除公权力腐化，贪污，滥用的制度土壤，制定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基本常识的法律制度，中国才有希望和明天。

重庆的唱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图通过唱红歌，歌颂主旋律，弘扬主流价值观，以解决当前社会公众主流价值观缺失、或信仰坍塌的社会现实。可以说重庆唱红所针对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对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合法化等现实，不是通过唱红就可以形成社会主流的、趋向单一的价值观的。面对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利益的合理合法化，要形成法治社会，以法约束公权力，尊重多元价值、保护个人权益，而不是主要通过唱红来重建社会包容、多元的价值理念，更不能够不顾社会多元价值的客观现实，强塑主流价值观。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动用行政力量，干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

一个小时前，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消息被证实。意外之余，我发现网友意见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快人心，认为薄熙来是走回头路的极左势力的代表。另一种是愤怒、不满表达，认为薄熙来的被免职会让贪污腐败份子，官商勾结者、黑恶势力大快人心。我觉得这两种意见都要反思自己的认知局限，还要更加理性地认识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一事。

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很小的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国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中，全体国民是国家权力的东家和主人。集体选择的逻辑导致全体国民不可能每给人都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于是由全体国民的代表组成议事和决策机构，接受全体国民的委托和信任，代理行使全体东家赋予的权力。政府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也是来源于全体国民，只不过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依法行政。政党是政治见解相同的人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当一个政党被全体国民按照规则和一定的程序选择为执政者时，政府的政务官一般就由这个党的成员来担任，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具体化为政府的治理。一个没有担任政府任何公职的党务工作者，即使是执政党的党务工作者，他的党内职务只能是这个党的私人事务，不代表公共事务。如果严格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政党成员只要没有担任公共权力机关的职务，都不能因为从事党务活动而从政府财政中支取工资和党务活动经费。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因为将政府财政资金用于自己所在政党、没有在政府任职的党员身上，而被指控贪污公款。

如果上面的讨论有道理，符合逻辑，那么薄熙来没有担任任何政府公职，仅仅只是执政党的一个党务工作者，他的职务的变动和调整就是执政党的私事，与公权力无关，与社会公众关系不大。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是党权高涨，执政党领导人的权力高涨，执政党领袖的权力凌驾于执政党之上，执政党凌驾于政府之上，领袖、政党、政府及其官员凌驾于社会和国民之上，那么一个地区或国家执政党党务领导人的在任与否就对这个地区或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执政党公开宣称人民当家作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执政党不可能凌驾于政府和人民之上，因此，作为一个地方执政党的党务领导人职务的变动，即使是犯错误被免职，也是执政党的内部事务，不可能对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和社会公众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执政党内部事务的处理就对政府、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国的社会公众需要理智认识重庆市委书记被免职这件事情。

以前不知道司马南是何许人也？前不久从网络上很多网友讥笑司马南先生的脑袋在美国被夹，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座时受到学生的激烈质疑。带着关注的心情，查了一些司马南的背景资料，也看了司马南与孔庆东的对话视频。

特别是看了司马南与孔庆东的对话视频以后，我对司马南的印象很深刻。其实我们要欢迎司马南先生通过讲道理，而不是暴力威胁的口吻，或者面对公众的质疑，对明显违背常识的语言和行为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认识的途径。至于司马南先生的道理通不通，站不站得住脚，只要没有拿着抢的人在背后撑腰，而是通过平等、理智的交流，就可以有一个结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同观点的人，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尊重他说话的权利，不能粗暴地剥夺他说话的权利。因此司马南先生在美国意外受伤要同情和关心，没有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的讲话权利我们要尊重。这是人之常情。尊重司马南，就是在尊重我们自己。

尊重司马南的人格，不等于就认同他的观点。下面就司马南先生的几个观点进行商榷，希望司马南先生能够回应，更希望网友围观，进行评判，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司马南先生在视频中讲到国家领导人的确定就像企业选接班人一样，不是搞选举，只需要自己考察、认可就行了。国家领导人的确定也一样，在小范围内考察，认可就行了。

在我看来，司马南先生这样的类比有问题。企业选接班人，谁在选？是企业的老板、东家在选。东家在几个候选人中间进行考察，最终确定谁来管理这个企业。这是符合常识的，这个企业是老板的，作为东家，他要为自己的拣选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果，何况老板作为企业唯一或者最大的股东，按照投票原则，他的意见就能代表多数甚至是全部股东的意见。

谁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东家呢？共产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国家公共权力的东家，反而说自己是公仆，要为人民服务。言下之意人民才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主人，执政党及其组阁的政府是公众的仆人。只要认这个理，由主人——国民来选择和确定公仆——执政党来组阁政府就是基本的常识和公理。任何企图否定这个基本关系和原则的人都是否认基本常识的人。

既然一国全体国民是该国公共权力的东家，全体国民集体来选择代理人——国家元首和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就是基本常识，天经地义。企业的东家——老板来在几个考察人中选择接班人合符常识，但是没有经过全体国民的授权，而由少数几个人来拣选国家领导接班人就肯定违背基本常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司马南先生在这样的基本常识问题上会如此糊涂？您想一下，您家请保姆，总得由您家主人说了算，而不是别人强奸主人的意志，违背主人的意志来给您家选一个保姆，即使别人推荐的是您喜欢的、称心的保姆，也得要您这个主人最终做决定——要，还是不要？如果您家保姆给您做家务，管家，反而爬到您头上去了——要您忠于他，热爱他，永远跟他走，天天歌颂他比您的爹妈还要亲，请问您家的保姆还是保姆吗？这个比您爹妈还亲的保姆只有是您家的祖宗了。当然如果您愿意花钱雇用一个人，把他当祖宗供养着，这是您的家事，而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自愿干卖祖损己、违背常识的蠢事，除非他们被这个保姆暴力挟持了。您家保姆合约到期了，下一个保姆还得由您这个东家来选择，您是主人，这是您的权利，也是符合常识的。如果有您的现任保姆来给您选继任保姆，您没有发言权，请问您只有出钱的责任，没有自主决策和选择的权利，符合常识吗？您的继任保姆既然主人对他没有发言权，他会按照主人的意愿来做家务吗？为您服务吗？

司马南在视频中提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主不可比。其实司马南先生的意思是台湾很小——土地面积小，人口少，而中国大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分别是台湾的几百倍，几十倍。台湾的民主政治方式不适用与大陆。司马南这样的提问很有道理，但得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一定是东家主权。台湾的直选是不适合大陆是一回事情，但是台湾的政治治理结构是符合公民主权这一基本民主政治常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只要司马南承认国民——主人、东家主权这一基本常识，那么国民主权的具体形式不一定就是台湾模式。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政治体和弹丸之地的政治体确实不一样。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不搞直选，可不可以搞间接选举？地域这么大，可不可以搞区域（乡、县、省级）高度自治，在此基础上间接选出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能不能不是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分别对不同群体的选民负责的职责不同、分工不同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各级政府均能不能有本级的根本大法，由选民认可，当然全国层面的根本大法——宪法任何人和组织不得违反，任何其他法律不得与之相冲突，违者必究？基于国民主权，在更大的范围比如中央政府层面，虽然不是所有的国民能够直接参与，但是只要做实国民和代表之间的授权关系，代表真由各地国民决定，而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暗中操作，这样的间接选举不能说没有可行性。

国外的地域大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口大国——没有、俄罗斯、日本、韩国、德国是怎么进行政治选举的，可不可多研究，多参考，多借鉴？

除了现实按例外，能不能够好好研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和《联邦党人文集》，看看这些智者是怎么讨论这些问题的，特别是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怎样有效实现国民主权的？

一定要记住，政治民主的本质是一人一票，国民集体选举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自己的民意代表，但是要把这一理念具体化到政治实践中，那是由一整套政治制度的设计或演进而来的——宪法、宪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多个政治集团依法和平竞争执政权、立法机构是国民的真实意愿代表机构、军队非党化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就是要保证各级政府的权力由国民控制，而不是由少数人和少数集团控制、甚至永远垄断，还要违背常识，胡说八道，愚弄和欺压国民。

只要不是装聋作哑，不是语言暴力，强词夺理，不是一个以自己的力气大就可以蔑视公理和常识，践踏别人自由和尊严的人和群体，我愿意和司马南先生进行任何平和、理智和有理有据地、合符常识和义理的讨论和对话，求同存异，增进共识，提高认知。

——评“曾荫权哽咽向香港市民致歉 放弃租住深圳豪宅”

香港特首曾荫权“就有关他接受款待和租住豪华住宅等事宜接受了立法会议员的提问”在会上曾荫权的态度是诚恳的，没有丝毫耍横和野蛮的表现，还出现了哽咽的悲情情绪。面对香港行政长官的这些真诚行为，立法会议员根本不买账，还要穷追猛打——“陈伟业议员：主席，我发觉我们香港第一贪官的调子越来越像陈水扁。主席，在刚才的发言中，他说照足本子办事，对得起良心。我举出三宗个案，关于被检控的公务员个案给高官听。一宗是今年（发生）的，向一位认识十年的网球教练借了500元，便被判社会服务令70小时，被革职。另一宗是一位退休的侦缉警署警长，在澳门有人提供免费的住宿给他，价值是两万元，最后被判入狱15个月。另一位是前水务署助理督察，他受贿2千元月饼礼券，是2千元的月饼礼券，最后被判监36个月，并赔偿政府1万元。主席，这位香港第一贪官，海、陆、空的大贪污，远超过这三宗个案所收受的利益。如果说对得起良心，又是否对得起16万公务员？他是否应该向16万公务员鞠躬道歉、引咎下台？”“李卓人议员：我已经很清楚地叫特首说出，所有款待过他的所谓朋友或富豪，然后是公务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利益冲突呢？所以，特首，最后我问你，这样比较简单点，如果我们立法会用权力及特权法去调查你，你会否配合或呼吁议员支持这件事，让你有多点机会向香港市民坦诚呢？”、、、、、、

曾荫权特首，您作为香港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怎么这些立法议员一点都不把您放在眼里呢？这些立法议员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如此目无最高领导？这些立法议员在会上的言行和表现根本就没有把您当做一位香港特区的最高领导人来看待，反而就像主人对待保姆或仆人一样说话。他们怎么敢这样放肆地骑到您的头上来“作威作福”呢？在这些立法议员产生之前，您为什么不提前做一些工作——或明或暗，将那些支持您、忠于您的人提名为立法议员，在立法会里面形成一个支持您的大多数。这样您就不会遭遇这么难堪了吗？对于那些找您麻烦的议员，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剪除异己，以各种名目，东一个，西一个，慢慢地搞掉。将那些反对者、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议员清理后，立法会这支队伍不是就干净、纯洁了吗？他们都是听您话的、驯服的工具。您这个最高领导人有什么想法，他们不就都得乖乖地围绕您定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了吗？谁不服，最后的命运不就是被清理出立法会吗？只要是这样，即使您遭受公众质疑，立法会的议员绝对会和您一起来为您辟谣——那些质疑您的人是别有用心，是一小撮香港敌对势力和境外敌对分子相勾结，妄图颠覆政府，反对特首。这股风波迟早要到来，早来比迟来好，早来，象曾荫权特首这样的一批元老还在，有能力、有经验处置这些棘手的问题，维持香港的稳定大局，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既然立法会是维护您的地位、进行统治的驯服工具，那么议员的产生您就可以把那些要退居二线的行政官员——您的老部下安排进立法委，用各种方式产生一个忠于特首的立法委。您搞得还在这些人面前哭，您是怎么当的最高领导人？一点形象都没有。

您的那些丑闻就像德国总统武尔夫一样，是新闻媒体扇的风，点的火，搞的您狼狈不堪。您搞一个宣传部，对新闻媒体进行管制。要求他们必需坚持正面报道的原则，报道时必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您进行负面报道，就违反了新闻媒体坚持正面报道的原则。不需要您出马，您的宣传部负责人召集这些媒体人开会，整顿、纠风，对拒不听话的人撤职、开出，移送司法处理。实在找不到理由，就可以查他们的账务，搞他一个贪污腐败罪名出来。您的宣传部的所有行为，新闻媒体都不能指责和报道。没有您及您的宣传部的同意和授权，他们敢报道，那就又是不坚持正面报道的新闻原则。这样一来，还有哪一家新闻媒体不懂事，和您这个香港特区的最高领导人过不去呢？媒体被您搞哑，失声后，您这点小事算什么？您就是再糜烂，再腐败，再贪婪，新闻媒体报道的都是您的光辉形象，您的尽忠职守，您的爱护香港百姓，关心香港百姓生活，永远和人民心连心，永远是市民学习和敬爱的楷模和伟大领袖。如果是这样，您的丑闻就从源头上得到根本治理，还有后续的狼狈和不体面吗？

香港那些市民对您抗议、示威，举着丑化您的漫画和标语要您下台，他们哪里把您这个最高领导人放在眼里。您可以成立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主抓教育。要求相关的教育部门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政治方向——从青少年抓起，忠于香港地区的伟大领袖，忠于香港地区的特区政府和政治集团。谁不忠于就是反领袖和反政府，没有升学、就业的权利和机会，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坐牢，监禁；或者没有生存自由——判死刑，或秘密杀害。对于那些冥顽不化的顽固分子，您搞一支秘密警察队伍，监视市民的言行，随时秘密抓捕异己分子，并冠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样弄了以后，大部分市民从小就被培养为热爱领袖，热爱政府，并且随时准备为领袖和政府献身的人。少部分人在您的高压统治下，早就没有了生活和生存的空间。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媒体说了对您不利的话，大多数市民是热爱您的，他们绝对相信那是极少数人在抹黑您，污蔑政府，是别有用心。忠于您的绝大多说市民还会和您一道同那些极少数、污蔑您的、别有用心的反动分子、敌对分子做坚决的斗争。

曾荫权特首，您只要做到以上三条，您怎会如此窝囊？该哭的。该受伤的，该受害的，该倒霉的绝对不可能是您，相反，一定会是哪些不懂事，让您难堪的任何人和组织。您的形象将永远是春风得意，光辉伟大。

若干年前，有位台湾政治家首次参加民进党集会，他高声说：“国民党是一条狗！”台下掌声雷动。静下后他接着说：“民进党也是一条狗！”台下哗然。他接着说：“但是两条狗好过一条狗。”掌声雷动。

只要这个故事是真的，真的就很让人感动。在民进党的集会上，称民进党的政治竞争对手——国民党是一条狗，那是大快人心，台下掌声雷动也就顺理成章。其实就是称呼政治对手为一条狗，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那是污蔑和恶意攻击，理性的人也不会激昂附和，反而会心生厌恶。

当着众多的民进党人，称呼民进党也是一条狗。那岂不是把我们这些人也贬损到和国民党一样的地步了吗？称呼我们讨厌的人是一条狗，令人高兴，但是称呼我们自己也是一条狗，就令人意外了，甚至不舒服了。因此，台下哗然也就自然了。

继续说“两条狗好过一条狗”时，演讲者其实不是在攻击对手，贬损自己，而是在申明自己的政治理念——两党和平竞争执政权比一党永远垄断执政权好。台下掌声雷动更是理所当然——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比自己理智、智慧、看得深远，超越了个人偏见、党争和恶意攻击等狭隘之见。

——评“德国史上最年轻元首辞职的5个原因：拿朋友钱度假”

德国总统武尔夫于2012年2月17日宣布辞职，结束了两年多的总统生涯。他被迫辞职的原因——“第一，他让他的有钱朋友为他的豪华假期出了钱；第二，他乘坐了比他预订的飞机舱位更高级别的座位，但没有加钱；第三，他买车的时候打了个折；第四，当州长时，为了买房子，他接受了一笔低息贷款；第五，当媒体想报道第四件事时，他亲自打电话给编辑，威胁对方不要报道。”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些小问题。可就是这些小问题断送了德国总统的政治生命。

太可惜了，武尔夫总统。您的所有这些细小的丑闻都是新闻媒体找的麻烦。您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国家的总统，为什么不搞一个执政党的宣传部呢？德国希特勒掌权时，纳粹党的宣传部曾经不是声名显赫吗？您设一个宣传部，掌管和控制各类新闻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成为您所在政党的喉舌，坚持正面报道的新闻原则。谁不听宣传部的招呼和指令，就可以撤了这些不听话的人的职，或者关闭这些不听话的媒体，或者把这些不听话的新闻人抓起来，判刑，在人间消失。您这么做了以后，谁还敢揭您的短，摸老虎的屁股？那不是找死吗？您这么做了以后，这算什么？您就是行恶超过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谁敢动您？别人即使不满，也不敢反对您，反对您所在的执政党。您是国家领导人，反对您就是反对国家领导人，反对执政党就是反党分子。您搞个条例，规定反党、反国家领导人要判刑，甚至判死刑，看谁还敢以身试法？您甚至还可以吧您所在的执政党通过宪法的形式规定为德国永远的执政党，您的党不执政，就是违宪。您可以让您的宣传部指令各类媒体宣传您的思想，您所在党的思想，让国民相信您所在的党永远执政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宣传您所在的执政党是永远光荣、正确、伟大的党，要让国民永远听您所在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女。

之所以会因为这些小事下台，除了新闻媒体“很坏”以外，就是民众捣乱，目无国家领导人，犯上作乱。对于国民身上的这些反骨，您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培养他们热爱领袖，热爱您所在的执政党，随时准备着，为了您所在的党的事业接班，献身终生，永远跟着您所在的党走。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多少民众不忠于您及您所在的党？对于少数顽固分子，在聚众反领袖、反执政党、反政府的时候，决不手软，宣布他们为暴乱分子，抓捕、枪杀。再搞一个国家安全局，由您所在的党控制。暗中监视，谁反对您，就是危害公共安全；谁反对您所在的执政党，谁就在危害公共安全；谁反对政府，谁就在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统统归入公共安全罪。而且还可以搞个刑法规定——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不通知家人，秘密抓捕。这样一来，即使新闻媒体找您麻烦，除了不要命的民众，谁还敢向您抗议示威？

您的所有丑闻，用经济价值算，太少了。“2008年，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武尔夫从好友企业家格尔根斯的夫人手中贷款50万欧元（约合415万人民币），用来购买位于汉诺威郊外的布尔克韦德的一处房产，双方商定贷款利率为4%，低于当时银行约5%的贷款利率。”获得的好处（利差）也就1万欧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8万多元。

“他乘坐了比他预订的飞机舱位更高级别的座位，但没有加钱。”这个价差恐怕超不过1000欧元。这也成了被追究的一个证据。

德国的车这么便宜，即使打折，折扣估计也高不过1万欧元。

别人请他豪华度假，费用估计也超不过5万欧元。

干预媒体没有涉及经济问题。

所有这些让他辞职原因的经济价值估算总额大约为7.1万欧元，折合人民币超不过60万。就这么点事，居然可以让一国总统下台，而且检察院还要追究他的司法责任。

武尔夫总统，和我们国家的官员相比，您就是小巫见大巫，您太冤了。看看这些事实吧。“北京一镇长贪污腐败逾2亿元”“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 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规”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山东省日照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其贪汚、受贿、挪用公款共计近1.58亿元。”“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双规之后，调查出贪污受贿16亿人民币。在接受调查期间，罗荫国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武尔夫总统，您当官也当得太窝囊了。移民到中国来吧。移民时只需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提一个条件——给您一个科级干部以上的有油水职位。您只要做到被查出的贪官贪污腐败程度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就比在德国总统宝座上的日子舒服、自在得多。

今天我在上《微观经济学》完全理性假定时，讲到完全理性假定就是指合乎理性的人，或者是经济人的意思，包含两部分内容——个体经济单位是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和聪明的，能够知道和计算自己的行事的成本收益的人。

可是放眼我们的社会，能够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理智人有多少？有没有反例？以亲情为例，社会存在太多的没有理智和理性的人。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1、母亲杀死女儿的非理智行为。

昨日（即2011年6月27日）下午，茂名高州市发生伦理惨剧：一名40岁的妇女在家中将三个亲生女儿杀死；然后自己割脉、割颈自杀，被送医院抢救；截至记者发稿，其已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2007年）5月8日一名11岁幼女疑遭奸杀被抛尸在广东廉江市安铺镇九洲江旧堤坝上的凶杀案，近日终于解开了谜底：原来是母亲杀害女儿制造奸杀假象。笔者日前从廉江市警方获悉，涉嫌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陈某已被依法逮捕。据称，陈某杀害女儿是因为女儿不听话。

只因女儿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竟持擀面杖将年仅13岁的独生女儿小芳活活打死！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宣判，小芳的母亲苏卿（化名）因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011年8月22日）就在1个多小时前，4岁的阿花被母亲杀死在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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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亲杀死儿子的非理智行为。

去年（2005年）中秋节前夜10点多钟，母亲好不容易将连日未归家的儿子找了回来。但次日凌晨，15岁的儿子竟又想跑了，母亲一怒之下便操起布鞋对着儿子一顿猛抽，儿子捂着后脑倒在了地上，停止了呼吸。在天亮之前，母亲背上儿子的尸体丢进了水渠涵洞内。

狠毒母亲杀死两儿子。

2010年10月6日母亲杀死儿子后自杀获救 因故意杀人被捕。

2006年6月10日清早，重庆市巫山县城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一位母亲杀死六岁亲生儿子的消息，老百姓对这个禽兽母亲骂声不绝。

单身母亲心情抑郁 冲动杀死亲生儿子。

女儿恶毒咒母 为制止辱骂母亲失手杀死亲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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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亲杀死儿子的非理智行为。

2010年3月父亲杀死10岁儿子后自残 孩子躺殡仪馆无人理。

2011年3月12日父亲杀死双胞胎儿子后自杀。

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的白某与考上大学的儿子因上学费用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白某杀死儿子海某。

一对双胞胎儿女因争用电脑发生争执，父亲刘某劝架时被儿子激怒，一刀刺进儿子胸部致后者死亡。昨日，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在二中院受审。

前几天（2009年12月），沧州市的一个九岁孩子被人痛下毒手给杀死了，而这个下毒手的人，竟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2010年8月27日，性格内向走极端 父亲杀死11岁儿子后再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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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亲杀死女儿的非离子行为。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45岁的云南男子邓书军亲手用剪刀将两个女儿杀死，理由竟是“我没钱养小孩，我要走了也要把她们一起带走。”

因为怀疑女儿非亲生，莆田一男子在五年内，将两个女儿弄死。

2007年1月6日，由于不能忍受多年来女儿及妻子对自己的打骂，石清会最终将满腔的怒火撒在了女儿身上，他用刀扎向女儿，亲手结束了女儿的生命。

2003年10月23日，仅因听信迷信，狠心的父亲竟把刚出生仅三天的亲生女儿扼杀在摇篮中。

2011年3月23日，住在该宾馆对面出租楼217房的李镇鑫(音)，涉嫌将两个女儿勒死，另一说是用被子闷死的，其中大女儿叫李嘉贤，今年6岁；小女儿李金灿，又被称为二妹，今年才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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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儿子杀死父亲的非理智行为。

2009年12月28日，儿子（15岁）杀死父亲 自首时称系母亲所为。

2011年5月，“啃老”儿子杀死父亲 自称防卫过当。

人间悲剧：2009年7月20日，儿子杀死父亲，众邻和检察官请求轻判。儿子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自由，缘于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母亲辛苦，缝缝补补养育儿女和维持日常的开支，一个父亲，一个靠山，尽然不顾家人的死活，在外面吃喝嫖赌，还不时地折磨妻子和儿女，也许这样的愤怒，是累计下来的，不然为什么会杀死父亲，怎么说都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怎样的愤怒导致的。

2010年7月9日，儿子杀死父亲 一审被判十年。

2011年11月10日，31岁的儿子，突然间丧心病狂地将斧头砍向自己的双亲，在将两位老人杀害后，又趁着夜黑风高，将老人的尸体埋在村外塬上。

2005年9月28日，儿子对父亲不满伙同母亲及母亲奸夫将生父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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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儿子杀死母亲的非理智行为。

2011年11月18日，母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儿子竟然用菜刀和铁丝将亲生母亲杀死。

2010年12月25日，平时看着老实的蔡某昨天居然一手铸成大错，他先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随后又想割腕自杀。

2010年3月18日，太血腥:儿子杀死母亲并割下脑袋。

2010年3月20日清远发生人伦惨剧 儿子杀死母亲后再锄头狠砸。

分宜：人间悲剧！2012年2月3日，儿子杀死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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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女儿杀死父亲的非理智行为。

冯骥才：一个女儿杀死父亲后的忏悔。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女儿）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让你不认我! 十一岁女儿挥锄杀死亲生父亲。

2012年1月六日，年龄才二十左右并且是父亲最爱的女儿，为什么要杀父亲？而且连杀三十多刀，几乎砍的头与脖子分离，有何深仇大恨？我们只能待警方的作案动机说明才能知道了。

2007年5月13日晚，济南十六里河镇某村发生一起凶杀案：村民孔某(化名)被两个女儿联手杀死。据犯罪嫌疑人交待，孔某生前常年凌辱、打骂女儿，离婚前经常打骂妻子，还不孝顺年迈的母亲。

2008年4月9日，女儿不堪忍受虐待 与父情人合谋杀死生父被判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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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女儿杀死母亲的非理智行为。

2007年12月14日，嗜赌女儿杀死母亲抛尸茅厕 小狗含泪报信。

2003年12月26日，山西晋城发生一悲剧：要钱不给19岁女儿杀死母亲。

女儿因怨恨杀死亲生母亲。

2009年9月11日晚，住在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一出租屋内18岁少女齐某的父母从外面跳舞回来，后两人因看电视引发争吵，甚至提出离婚。齐某劝说父母不要吵架，不要再提离婚，但齐母依旧说个不停。齐某便捡起地上的旧胶袋套在母亲的头上，又反绑了她的双手，半个小时之后，齐母断气，随后齐某用同样的方法杀害了已经得了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亲。

山西长治：怀恨在心蛇蝎女儿砒霜毒死父亲。

2008年2月4日晚，家住（四川）新津县外东街87号大院的19岁少女小娟将毒鼠强放入啤酒中，毒死了亲生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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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人的几点看法

当然，如果坚持正面报道的新闻原则，这些骨肉亲情之间的惨案不报导，那么我们还以为世界美好无比。可是这样的美好无比的假象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真实世界中如此残酷的亲情关系后，理智的、善良的人们就要思考怎么样才可能使得骨肉亲情、夫妻关系、兄弟姊妹之情、朋友之情、甚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没有血腥，没有杀戮、和谐融洽相处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文所有案例的悲惨结局其实都可以避免。假如当事人有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些惨案几乎都能避免。上文的每一个案例，杀戮仅仅只是当事人的一种选择。除此之外当事人还可以不选择杀戮。不杀戮又有多种处理问题的方式——1、当事人之间的理智沟通，解决矛盾；2、当事人选择第三方（亲朋好友）介入，消化矛盾；3、通过基层组织协调，化解；4、通过家庭危机干预组织化解；5、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治疗心理疾病，缓解心理压力；6、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矛盾。

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知道除杀戮的极端选择外，不杀戮的任何选项对自己、对死者都是更好的选择。

只要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在自己行为处事的各种选择项中权衡利弊和利害得失，理性行事，那么就能够更多地避免极端选项的恶劣社会后果和悲剧。

由此看来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素质，懂得理智分析和判断，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情绪，是社会包括骨肉亲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处、有效避免和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制度的角度，让从事杀戮的当事人承担和自己行为相当的法律责任，这些警示作用也是减少社会发生杀戮的有效措施之一。当然前提是社会绝大多数人会顾及后果，会理性分析，懂得厉害得失。

自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来，面对压力，巴沙尔政权没有象卡扎菲政权那么嚣张、暴力、血腥和草菅人命。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纠错和赎罪行为的政策措施。“2011年4月19日叙利亚政府宣布废除已经实行了48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结束国家紧急状态。此举意味着叙利亚民众将拥有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之前的48年中，叙利亚民众没有和平示威的权利。这一行动是叙利亚政府一个了不起的政治进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31日颁布大赦令，释放2011年5月31日前所有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在押人员和所有被关押的政治党派的政治犯。”虽然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下的行为，但是这也表示巴沙尔政权不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一伙恶棍。此举也意味着他们并没有把反对派当做生死的敌人，而是当做可以对话和沟通意见的政治对手。2011年“8月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签署总统令，颁布《政党法》，宣布叙利亚公民有权组建和参与新政党，这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执政48年来，多党制在叙利亚的第一次实现。”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进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2011年10月）15日颁布第33号法令，决定成立叙利亚宪法草案制定全国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4个月内完成宪法草案的制定工作。”这个行动表明巴沙尔政府明确承认之前的叙利亚宪法存在问题——“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叙利亚总统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提名中产生”等。这表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垄断叙利亚政治权力的格局在未来的新宪法中将可能被根除。

这一系列的行动，废止紧急状态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自由组党、制定新宪法，哪一个不是了不起的政治进步。这些政治改革行动如果不是在国民逼迫下的被动行为，而是巴沙尔政权在10年前或20年前的主动行为，请问巴沙尔政权会有今天的困境、被动和不体面吗？可以说要是在10多年前他们主动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回旋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大，而且是主动让渡自己家族、执政党的垄断政治特权，更会得到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如果巴沙尔政权主动改革，早日废止紧急状态法，杜绝政治犯，允许自由组党，修订旧宪法或制定新宪法以废止一个特定政党永远执政获得宪法承认的荒唐条款等宪法规定，那么在多党自由公平、和平竞争执政权中，即使巴沙尔失去了执政权，巴沙尔所在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失去了执政权，巴沙尔都将被视为叙利亚的民族英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将成为一个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而不是凭借武力耍横、施暴的政治势力。如果是这样，只要叙利亚国民是理性的，巴沙尔、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无论以前干过多少坏事、蠢事和血腥杀戮，都会得到国民的谅解和尊重，实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政治和解。

历史不能假设。太可惜了，巴沙尔政权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在他们挥霍的时间里，自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凭借力气大就可以耍横，就可以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蔑视公理和常识，可以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违背基本常识的政治权力家族垄断、一党垄断的行为合理化，以暴力为后盾，通过宪法将违背基本常识的党化政权合法化，谁反对阿拉伯社会复兴党，谁就违法、违宪，当然更是反党分子。巴沙尔政权真的以为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领导是叙利亚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真的以为力气大、谎言、胡说八道可以成为自己保持垄断政治权力，强奸、欺负、愚弄人民的道具，直到永远。这样的意淫和幻想并不能阻止严酷现实的到来，而且火山爆发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集团的人引燃的。

2011年3月中旬，“德拉市15名少年因在墙上画反政府内容的涂鸦被逮捕。据报道，这些少年不仅被殴打，其中一些人还被掀掉了手指甲，而他们的母亲则被强奸、恐吓。为此，德拉市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在与警方的冲突中，造成一些人员伤亡。10天后，以奥特里总理为首的叙利亚内阁向总统阿萨德递交辞呈，而阿萨德当天接受了内阁辞职。”

因为反对政府，这些少年及其家人就受到这么残暴的对待。如果不是这些恶法，这些政府及执政党的恶棍敢这么干吗？在一个国民主权、法治、行宪政的国家或地区，批评政府、批评政府主要领导人是国民的宪法权利。谁敢违宪、破坏宪法践踏国民批评政府、政府领导人的权利？除非执政党、政府、领导人不想干了，否则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常识，胡作非为的。陈水扁在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上，不是照样有人敢聚众，组织百万人反对他吗？要是在叙利亚2011年3月中旬之前的40多年时间里这些人那不就成了暴乱分子，违法分子吗？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导致民众大规模反对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尼克松主动辞职。要是在叙利亚行专制、紧急状态时期，有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胆敢反对总统，示威游行，岂不要遭受丧失自由和生命的灭顶之灾？

由此看来，导火索是偶然的，但是违背基本常识的独裁、专制、胡说八道和谎言盛行形成的制度土壤造就了火山必然会爆发，至于时间的早晚，具体的导火索是什么则具有偶发性。唯一能够避免火山爆发的就是巴沙尔政权有先见之明，及早主动改革政治，还权于民，行法治、行宪政、废除特定政党垄断执政权，回归常识和常理，根除暴力行为，才会释放社会的压力，避免火山的爆发。

其实，巴沙尔并不是一个不知道人类文明大方向的人。上文的他颁布的命令和法令就是明证。而且即使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困境下，他还在公开申明他没有下达枪杀和平示威民众的命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没有下达杀害平民的命令，某些军官个人所犯的错误不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巴沙尔说，他无意一生领导叙利亚，如果民众不支持，他会主动下台。”只要他没有撒谎，他的话就至少说明巴沙尔知道下命令枪杀无辜平民是反人类的行为，虽然他的军官个人行为不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说法站不住脚。

我在想，如果巴沙尔就是一个象希特勒那样的无耻流氓，无视人类文明，与人类文明为敌，就是要坚持杀平民有理，在自己国内杀人是叙利亚的内政，容不得别国干涉、指责，否则就是干涉叙利亚的内政，那么独裁、血腥、暴力和不义的巴沙尔政权只有被正义力量，包括国内及国外的正义力量消灭，才能归还人间正道和常识，否则叙利亚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

杨敬年教授生于1908年，到现在已经104岁了。作为学界前辈，牛津博士，他的健康长寿、对个人人生挫折的豁达，对曾经迫害、攻击过自己的人的理智对待，而不是以恨抱怨的心态，都令我敬重。但是作为百岁老人，人生经历如此丰厚，还希望他能够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风范，对世界和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能够有更多的真知灼见，留给后人，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走向符合人类文明的大方向，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

杨敬年教授“很快遇上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在同一个校园，与他同病相怜的包括诗人穆旦。”而且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到1979年被平反摘帽，一共花去了这位牛津教授21年的宝贵时光。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面对这样长时间的挫折和身边朋友的背信弃义、栽赃陷害，杨敬年教授没有用仇恨之心对对这些自己生命中的人的恶行和卑劣，还能理智地将这些伤害过自己和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人仅仅归结为人性中的劣根性。个人心结能够从受伤害、个人恩怨、仇恨中超脱出来，潇洒看待，确实不简单，令人惊叹。几人能做到？这也可能是杨敬年教授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我非常认同杨敬年教授不做情感和仇恨的奴隶，理性看待和对待人世间个人经历中的所有委屈和伤害。同时我也认为象杨敬年这样的智慧老人，更要将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自己的人生境遇中将自己对国家、民族得出的真知灼见留给后人，使后人能够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更多、更深的认知，避免再步入癫狂。

作为在民国时期就有丰富生活、工作和求学经历、又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求知若渴，我相信杨敬年教授在牛津的求学和博士论文的写作绝对是自己对未知领域心智的结晶，探求的绝对是真知。1949年天津解放后，杨敬年教授也过了不惑之年，40多岁了。居然可以将自己以前在牛津的所学丢掉，重头学马列、学政治经济学、学中国革命史，学俄语。要是我，当我认定自己所学、所研究的东西和方法合符世界学术传统，与人类文明和知识的演进有益时，我感觉自己很难再接受外界的政治影响和干预了，除非我真的发现以前的思想、研究真出了偏差。1949年的分水岭，但是在1957年前的这段时间，杨敬年教授对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的适应之快，对1949年之前所受英伦学风影响抛弃之快，是我难以置信的。可能小辈没有经历过这些世事，妄测了，还望见谅。

1957年杨敬年教授被打为右派分子，而且还被判处管制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右派帽子戴了21年。对这些，杨敬年教授在《人性谈》书中认为是对他的错误处分。而且后来确实也被平反了。我想请问的是作为这么一位学贯中西的博学之士，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年已90高龄时，仅仅只是认为自己被错划为右派了。请问当时右派的划分标准——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违不违反共产党自己主持制定、实施的1954年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是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还是整个反右运动就是一场人间悲剧，一场错误呢？这些问题，作为有这种思考能力深知人类文明大方向的人，应该能够作出回答，传承后人？

还有很多的疑问，不想再说了。

当然有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您虽然学富五车，贯通中西，在您笔下那样一个极端不正常的社会下，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不易了。但是当您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后，如果您老还有足够的精力，那后辈真心渴盼您能够超越时空，超越环境，将您自己所经历的重要事件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来解读，启蒙中华，流芳后世。

小辈不才，如有冒犯，还请谅解。真心祝福您150岁生日时，能够来向您老祝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