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从网上看到中国政府发言人谴责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宣称刘晓波获诺奖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我想深度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结果令我非常失望。我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无数次查找与刘晓波的相关词条，结果是“您正在查找的页当前不可用。 网站可能遇到支持问题，或者您需要 调整您的浏览器设置”。百度搜索引擎的显示内容却全部是有关刘晓波获诺奖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的抗议、中国民众的不满、外国人士的非议等内容。好像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在谴责刘晓波获诺奖，而诺贝尔委员会是“独夫民贼”一样。

可是即使诺贝尔委员会是“独夫民贼”，别有用心，那他们授奖给刘晓波的理由、程序，颁奖过程等这些新闻事实为什么就消失了呢?还有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社会反映有差别，甚至有冲突，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种颜色，一种调子，那就是诺贝尔委员会有问题，刘晓波不该得奖。这让我感觉到极不正常，这不是事件的真实面貌，好像背后有一只手在操控这些搜索引擎，要么完全屏蔽、要么有选择性的屏蔽。不管是那一种情况，网民都不可能获得全面的与该事件相关的真实信息。不能获得全面的各方的信息，网民也就不可能对该事件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独立认识和判断。由此看来操控信息、堵塞网民获取完全信息的渠道是别有用心的，是一种新的愚民行为。这些愚民行为将使我们的民众无法形成独立、公正、客观的看法，而且也与一个信息不受操控的社会的公众的认识水平差别巨大。信息不受操控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完全信息，听到各方面、不同的声音，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立认识。各种独立认识的公开自由表达，又会启发更多的人产生更多新的认识和知识，我想这可能也是知识社会的一大特点吧。

想控制信息、操纵信息的社会，信息的操纵者是把社会公众当玩物，把社会公众当做自己可以随意摆布的木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社会公众的大脑，自己可以代替社会公众思考、做判断、做选择，而公众是不需要有思考能力的。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整个社会公众整体认识能力的低下、偏颇、狭隘等。

因为我看不到刘晓波获诺奖的全面信息，所以我形成了全世界都在谴责刘晓波获诺奖的负面印象。可是与一个能够获得全面信息的人相比，别人就会说我狭隘、偏激、认识水平低下，甚至是弱智。这能责怪我吗？在信息局限下，我的这些认识有错吗？由此看来，为了不让别人认为我们的民众狭隘、偏激和弱智，请归还他们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力，信息自由传播的权力和自由表达独立判断和独立思想的权力。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平和、更客观、公正，也才会更可持续、更有前途。

真心希望GOOGLE 的信息不被屏蔽，百度的信息不被有选择的屏蔽。无论背后的实施者是谁，这些行为既害己，又害人，更会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1940年斯大林下令秘密使用德国制造的枪支枪杀2.2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2010年俄罗斯总理普京为亡灵下跪，代表俄罗斯谢罪、忏悔；俄议会申明“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下令制造的。上述事实表明斯大林确实惨无人道地枪杀了手无寸铁的表示诚服投降的波兰战俘。可是在1990年卡廷惨案真相大白之前，当德国人讲是苏联人大规模枪杀了被俘的波兰军官时，苏联政府宣称这是无耻的谣言。

这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的领袖干的事情？一个滥杀无辜、漠视生命的人居然还要解放全人类？2.2万名人呀，无辜的冤魂，就这样被枪杀了。从决策的制定、下达命令、执行命令、毁灭罪证到撒谎掩盖罪行，参与的人员与知情的人员可不止一个斯大林，这应该是上千上万的人。这么多的知情者和参与者就没有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人？他们居然守口如瓶，难道就没有受到一点良心的谴责吗？连人性、良知都没有的人，与畜生何异？一群畜生，还要奢谈解放全人类？不祸害人类就好了。

2、1937年—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被斯大林及其同伙杀害的有档案记录的受害人高达约70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杀死约70万人，参与者除斯大林外，参与谋杀的同伙人数比卡廷惨案的参与人和知情者多了何止10倍、100倍。可是这么庞大的知情者和参与者，也没有出现一个让公众知道的良心发现者或者有人性的人。

3、历史学家估计苏联红军曾强奸德国2百万妇女[1]。不管敌人多么坏和凶残，作为正义之师不能因为敌人是畜生，你也就变为畜生。如果红军强奸2百多万德国妇女的史实是真实的，那么我的感觉苏联红军和我国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的兽兵没有任何区别。我很难想象一个由这样一支兽兵组成的军队会变为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还要为共产主义去奋斗。据说这支兽兵部队不但祸害外国的妇女，就是本国的姊妹他们也不放过。当控告信传到军方高层时，军方要求共青团做工作要理解军人的行为，而不是道歉和惩罚犯罪军人。

[1]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1900255。

2006年在台湾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倒扁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反贪腐，要求当时正在执政的民进党首领、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下台。就在当时我就又有个明确的观点——如果陈水扁不主动辞职，只是因为倒扁运动就能使他下台的话，那么可以判定台湾的民主政治是脆弱的，不成熟的和非理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是根据台湾选民认可的政治程序和选举程序合理合法产生的，那么陈水扁的下台（主动辞职外）也理应由相应的合法的政治程序来进行。民众觉得陈水扁有贪腐、渎职、滥用公权力的嫌疑，他们的示威、抗议如果能够使陈水扁迫于压力主动辞职，那这当然是一种正常的公权力行使者的更换方式。如果陈水扁能够经受压力，不辞职，那么民众的抗议活动只有转变为收集确切的陈水扁贪腐、渎职和滥用公权力的证据，只要证据确切，相信台湾政治领导人的法定任职条件要求将使他任职不合法。这样他就自然会在任职中被依法解职。可是在民进党主政时期，要调查它的党魁的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不是不可能，而是党派利益会使这件事进行的难度超乎想象。再加上在一个法治社会，重证据、事实和法定程序，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陈水扁中途终止政治领导人权力的法律认定和判决。在2006年倒扁运动时，我就想，陈水扁不辞职，如果街头民主政治活动就能够仓促地使陈水扁下台，那就说明台湾的法律程序也太简单、太轻率和太过于受岛内民众情绪的影响。陈水扁行使台湾政治领导人的职责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进行，而不是民众一运动，为了维稳，照顾民众情绪，台湾的政治体制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陈水扁下台，因为这是合乎民意，让人民满意呀。法律和法定程序的严肃性决定了要想在中途启动罢免程序非短时之功。可是如果耗时长久，那么陈水扁的自然法定任期也满了。因此成熟、稳定和法治的政治民主难以让陈水扁即刻下台。

在证据不确切，不主动辞职的情况下，陈水扁没有因为民众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而被罢免法定领导人资格的事实标志着台湾的政治民主已经走向成熟。

宣称实行民主而事实上行独裁政治的国家，没有把宪法看成是约束公权力、规范公权力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种工具。相反，却把宪法看成是装点门面、或者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工具。

在这样的国家会出现一些荒唐的宪法条文。比如在宪法文本中规定老百姓必须接受某一个政党来领导，来执政，必须以某一种思想来作为指导思想。如果宪法是国民同意的，他们绝对不会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既然执政党是老百姓的仆人，主人为什么傻到放弃自己选择仆人的权利，不管这个仆人能力、品行如何、是否忠于职守，是否为自己办事都只能选择这个仆人。而且还要用宪法把自己捆起来，必须承认只能要这个仆人来领导。

不仅如此，老百姓作为主人，还要通过宪法把某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某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宪法的法定权利。要是老百姓不接受指导思想的指导，老百姓就违宪了，于是统治者就可以以宪法的名义管制你的思想，纠正你的违宪行为了。可是仔细一想，规定指导思想的做法却违反了言论自由等公民宪法权利的条文。国民肯定知道，不同的个人、人群有不同的思想、观点是很自然的现象。他们绝对不会同意在宪法中规定某一种思想的指导地位来贬低贬其它的思想。如果宪法条文中都出现这样的冲突，那么说明宪法不是一个经过充分酝酿、充分讨论和国民通过法定程序认可而订立的根本大法。

因此，践踏宪法便是家常便饭。公民的一句批评执政党领袖、执政党或者政府的话就可以成为杀头、坐牢或流放的理由。政见不和也可以成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和依据。在滥捕滥杀者眼中宪法算个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荒谬的践踏宪法的行为还有谁能够纠正？在他们眼中老子就是宪法。不服，来反对我呀。胆敢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要不要命？真有不要命的好汉，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迫害、杀戮就开始了。

一个人过去以偷、抢，强买强卖为生。现在准备从良，改邪归正了。但是他对过去的罪恶勾当总是试图掩盖，让人们不知道这一段罪恶的历史。相反，他还试图歪曲这段历史，美化这段历史，对不知道真相的人说：“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做过强盗，做的都是一些救苦救难的好事，我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助人为乐的美好历史。”对于这样一个不敢正视自己罪恶历史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会相信这个人从此再也不做强盗，而是去做一个守法公民的承诺吗？

只要他在掩盖和美化罪恶的过去，那么那一天他想做强盗了，他照样可以仿效过去，干罪恶的盗抢勾当。以后他还可以照旧撒谎，掩盖和美化自己的丑行。

由此看来不敢正视历史的人，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背叛。

强盗如此，政党、政府也是如此。国民党如果不敢诚实地面对历史上对台湾民众的犯罪行为，那么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放弃武力、依靠自己的品德和执政能力去获取选民支持的普通政党。俄罗斯政府如果没有对卡廷惨案、1937——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等等众多历史惨剧和谎言的正视，那么俄罗斯政府绝对不可能是令人信任的、民主、自由的宪政政府。如果美国政府对几十年前发生在国外的美国医生欺骗性人体医学实验的历史采取隐瞒、否认的立场，那么我们根本不敢相信美国政府是一个尊重真相和事实的政府。

如果中国政府及其执政党不敢公开在各种场合为象陕西农民易道均因为没有在墙壁上张贴毛主席标准像和毛主席哪能活一万年的话语，就于1970年被枪毙[1]的类似的许多罪恶历史事件进行反思、追思和忏悔，那么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政府及其执政党是一个尊重真相和事实、令人信任的、民主、自由的宪政政府和执政党。

[1] 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毙了他。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194678。

前不久我和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地下党员聊天。这位老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一所高校担任政工干部。老干部讲1958年“高产放卫星”时期，另一个高校一位农学专家到老干部所在的学校做讲座。讲座专门讲一年亩产6万斤粮食的理论原理。老干部听了讲座后，就说这是吹牛。他解放前在农村呆过，熟悉农业情况，一亩地一年无论怎样也产不了6万斤粮食。我问道：“你的这些话是听了农学专家讲座后在会场上公开讲的吗?”他说，哪里有这个胆量？说了肯定要倒霉。那我说你是向谁说的？他说，是散会后，他对系里关系比较好的几个老师私下里说的。我说共产党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是老党员，怎么不敢公开实事求是呢？他说那是什么年代呀，一个人总得学会自我保护呀。

这位老干部个人是聪明的。但是就是当时有了这么多聪明的老干部，老共产党员，才导致了浮夸风、大跃进的盛行，以至于1959——1961年间全国饿死几千万农民的人间惨剧。这位老干部虽然没有被饿死，但是也蒙受了营养不良的苦难，他的妻子当时也得了浮肿病。

在当时说真话，不聪明的人又是什么下场呢？“王佩英，死的时候是有着七个孩子的寡妇。王佩英曾在铁道部门工作。当年大跃进、饥荒，造成60年代初大约3000万人死亡，这震惊了她。在政治风暴开始后，她公开要求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承担责任，并要求他引咎辞职。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她被处以死刑。”[1]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生命的丧失。不说死亡3000万人，在美国一个人都没有死，只是因为损害民众通信自由就被迫下台的尼克松总统那就成了冤大头了。王佩英作为一个公民，要求执政者对饿死3000万人的严重公共事件承担责任是正当的合理的要求。可是提这个要求的人却被剥夺了宝贵的生命。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人却没有因此担负任何责任，相反还在公开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事件真实原因，对坚持真相的人用的却是杀戮的办法。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直的正义的人真的是恶棍不共戴天的天敌。

可能有人会说，那个时代都过去了，现在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惨剧了。我会问，你怎么知道现在就一定不会发生那样的惨剧呢？只要民众手中的权利被代理人盗走，民众的代理人反而成为了民众的主人，民众只能被动地聆听代理人的发号施令，那么以前的惨剧会不会发生，就取决于代理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修养。某一时期当某一个篡夺民众权利的代理人刚好就是一个智力平庸、独断专横、品行败坏、凶狠残暴的恶徒，谁能够制止他的恶行？可以讲，没有任何和平的办法可以制止他的恶行。在恶人当道，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能够制服恶人、淘汰恶人的情况下，说真话的人的代价那就是恶势力对你的疯狂报复和迫害。说真话的人死了，无声了，消失了，留下的必然是恶势力的同道之人和被恶势力挟持为人质的可悲的正直人。

由此看来，民众如果真的要让自己生活的土地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子孙后代不再每隔一定的年代就会因为改朝换代而惨遭杀戮甚至灭门之灾，那就必须铲除暴政的的土壤，要让国民来做真正的主人，政党、政府来做真正的仆人。只有这样，对于邪恶的仆人，主人是不会要的。邪恶的仆人只有改邪归正，才有可能重新赢得主人的信任，在众多竞争者中重新获得为主人服务的机会。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真话的人才能够扬眉吐气，整个社会的风气才会正常，正直的人才不会压抑、孤独，邪恶的人才可能作恶多端必自毙或者改邪归正。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651843.htm。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明明知道所从事的事情虽然有利于人类、国家、民族和国民的当前与长远的根本利益，却不利已自己所代表的党派和个人利益，特别是短期利益，甚至更为严重的可能不仅仅是不利，而是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党派的既得利益和垄断利益的完全丧失。他没有因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党派的私利，中断自己所从事的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类长远福祉的事业。这样的人就是我心目中具有光辉人性的人。根据我目前所获得的信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具有光辉人性的人。

这一段时间我看了《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和与戈尔巴乔夫相关的一些文献，倍受感动。戈尔巴乔夫贵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他只要效仿他的绝大多数前任，特别是效仿斯大林，就可以保有他的总书记地位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样他个人可以后半生在位高权重的总书记位置上享尽荣华富贵和无与伦比的最高权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后来他离任后有人在公开场合打他的耳光，泼他一身脏水的伤害他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相反，不要说其他人伤害他不可能，就是见一见他都特别困难。还有如果他要耍一耍威风，那么包括那些胆大妄为、无知的狂徒在内的许多无辜者将可能遭受各种迫害，甚至丧失生命。

戈尔巴乔夫握有苏联最高权力，如果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着想，那么他只要做以下事情就可以至少让他的一生在权力的巅峰上安稳度过。至于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一、坚决控制新闻媒体，坚持正面报道，少一点光亮，不许公开性，不许真相见光。只要坚持上述原则，苏联共产党和各届最高领袖，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就可以在苏联公众、乃至全世界保持最光辉的形象，而且绝对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卡廷惨案、斯大林的大清洗等历史惨剧的真相绝对不能进入公众视野，不能曝光。谁要曝光，谁就是污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是反革命，要遭流放、判刑和杀戮。这样一来，不知道真相的公众绝对对总书记、对苏联共产党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苏联，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公众忠于苏联共产党，爱戴总书记，公众绝对相信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不可能和领袖和苏联共产党沾边，那些惨死的人如果公众知道，那这些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活该。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报道也要实行正面报道为主，对政治生活的报道也要实行审查，预防违规和大逆不道的言论和真实情况的完全复原。

二、坚决迫害、镇压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和争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公众。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最讨厌，你知道真相也就算了，你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到处说出你所知道的真相，搞得公众怀疑我及我代表的政党的统治地位，这不是在挖我的墙角吗？挖我的墙角的人不是我的敌人是什么呢？百无一用是书生，你手无缚鸡之力，我卡死你就像卡死一只蚂蚁一样，你还要说出真话，和我作对，那不是自己找死吗？所以将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消灭掉，不让他们发杂音，国家不就太平了吗？我所握有的权力确实是公众的，是我的前任凭借武力从公众哪里抢来的。如果不从逻辑上将这些抢劫合法化，最终难逃劫数。于是我得想办法让那些听话的、美化我的和说我好话的有知识的人来给我论证苏联由苏联共产党来领导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没有谁能替代。对我忠诚的有知识的人，我可以给高官厚禄、给荣华富贵、给安逸舒服、给金钱名利。那些说真话动摇我的地位的人，就是不忠诚我；不忠诚我，你什么都没有，还要去坐牢、被杀头。你说这些人有理智吗？他们肯定精神不正常。争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的公众也不想一想，争这些东西不就是在和我抢权力吗？你们有了民主、自由，我就没有了随心所欲统治你们的自由民主了，我依靠你们认可的法律来治理你们，那我的意志怎么体现？依据宪法行政，那岂不是捆住了我的手脚，限制了我的自由？你们一点深浅也不知道，就凭你们，也想来和我争夺权力？权力是你们的，我抢了又怎么了？有本事你从我手中抢去呀。我手握武力，你们也敢和我斗？好吧，我宣布你们为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动乱分子或者是反革命暴乱分子，逮捕你，让你坐牢，让你灭亡，这就是作对的下场。所有这些我都可以让那些忠诚于我的有知识的人按照我的旨意在我控制的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讨伐和丑化你们这些反革命、反政府分子，我要让所有的国人都知道你们的下场，和你们这些不理智者的报应。

三、坚决把苏联共产党、自己这个总书记鼓吹到无与伦比的高度，自己就是权力的象征甚至是权力的来源。任何人只要胆敢行使主人的权利，对苏联共产党、对我戈尔巴乔夫提批评，反对我，那就是反党、反领袖，就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就要关，就要杀。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是不是人民由我说了算，凡是反党、反领袖的，都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分子，就是敌对分子，是敌人；是敌人了，那当然不是人民了，而是被人民专政的对象了，要关、要杀由人民说了算。只要这样做，谁还敢反对我们这群仆人，谁还胆敢说不要我们这群仆人来为主人服务，谁敢不承认我们这群仆人不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必然选择呢？

四、坚决把那些和苏联共产党争执政权的政党和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凡是想要成立政治组织、政党的人，一律要有我批准。我不同意的，那就是非法政治组织。成立非法政治组织，就是犯罪，就要被被判刑，被杀头。想成立政党，想和我竞争当主人的仆人，没有我这个仆人的同意，你们这些人连仆人的资格都没有，是我这个仆人垄断了发放仆人从业资格证的权力。凡是想和我进行职业竞争的人统统没有门，没有从业资格。当消灭了竞争对手，没有了竞争对手，我就可以自信地宣布只有我才有资格、有能力为主人服务，其他人和组织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和实力，我的仆人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

五、笼络一批御用文人，把我及我代表的党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胡作非为、违背常理的行为用胡说八道的逻辑理论化，逻辑化和法制化。这样谁胆敢提出质疑，谁就犯法了，就要受到惩罚，我们实行的是法制，我们是法制社会呀。谁敢蔑视和违反我们的法律，谁就要受到惩处。

可是这个位高权重的戈尔巴乔夫，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实行新闻自由，多一点光亮、公开性，让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见光；解放和重用被迫害的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有知识、有见识的优势，将权力归还给国民，让主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受侵犯和篡夺；把自己、自己所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从绝对高位降为真正受民众决定其地位的公仆，国民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将仆人市场从一个垄断市场改造为一个竞争性市场；将回归常识和常理的这些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正是这些改革，让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政党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而且到后期，当国民知道苏联共产党以前的血腥、暴力、草菅人命和国民的尊严、自由、财产、生命都难以保障的事实和犯罪后，最终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1500万人以上的大党。这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也是笔者不愿意看到的现象。笔者希望的结局是无论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及其所代表的党派犯过多少罪过，只要真心悔改，悔罪，认同国家权利属于国民，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党及其组阁的政府是代理主人行使职权，是仆人，能不能成为执政党由主人说了算，任何政治组织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德行和对主人的承诺，赢得主人的选择，获得执政的地位等常识和常理，苏联共产党就可以象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一样，从一个暴力性政党变为一个普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德行和为主人服务并且由主人选择的政党。

虽然苏联共产党的解散令人遗憾，但是这种以牺牲个人、个人所代表的政党利益，成全国家、社会甚至人类的利益的行为表面看是不理性的，实质上有利于自己、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长远利益和社会、国家、人类的当前和长期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国民的生命、财产、人权等的保障。

由此看来，戈尔巴乔夫确实不是一个恶棍和恶魔，而是一个具有人性光辉的永远令人敬重的、使许多人免于死亡和恐惧、使世界免于遭受大规模毁灭可能的、使他的国家走上正常，理性和常识复归的不平凡者。有良知的人将会永远铭记戈尔巴乔夫及其所做过的事情。

马寅初和毛主席的观点分歧根本称不上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准确地讲只能是思想认识分歧。

请问毛主席是一个学者吗？如果是学术观点分歧，那么马寅初和毛主席分别都写了哪些学术文章进行彼此的学术批评呢？倒是马寅初还出版了一本《新人口论》的学术专著，那毛主席批判马寅初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在哪里？马寅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士，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可是毛主席系统学过经济学吗？对经济理论和人口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成果吗？有深度吗？人各有所长，不承认专业分工和专业能力的差异确实有违常理。其他方面毛主席可能很强，但在经济学领域，您当马寅初先生的学生够不够格还是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讲毛主席在经济学领域根本就不具备实力和研究功底和马寅初进行对等的认知水平相当的学术讨论。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一年都要撰写一本《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从1997年开始我每年都要看看这些报告。这么多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阅读告诉我一个启示就是，美国总统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经济政策的消费者，他只要懂得欣赏、识货，用鉴别能力就够了，就像一个服装消费者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只要懂欣赏、有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一样。大家想一想，一个根本就不懂服装设计的消费者有这个能力和服装设计师讨论服装设计的专业问题吗？

毛主席没有能力和经济学功底与马寅初进行学术讨论和辩论，但并不等于马寅初和毛主席不可以有思想认识的不同。就像消费者不能和服装设计师讨论服装设计专业问题，但完全可以不认可您设计的服装，不喜欢，不购买，至于理由，是私事，纯属个人偏好。服装设计师不可以以自己的专业优势来压低、嘲笑消费者，消费者也不可以自己的偏好来取笑服装设计师。

由此可见，毛主席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对马寅初进行学术批判，但是他完全可以拒绝马寅初的经济政策主张，以示自己不认同马寅初的政策建议。

1987年台湾解除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这一年李敖52岁。在1987年以前的台湾戒严时期，李敖备受台湾当局行一党专制和家族统治的蒋家王朝的打压和折磨。在这期间，李敖坐过两次牢，写出的书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达到98本。这些事实说明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时期，李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个时候，李敖为什么不张开双臂去拥抱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不想拥抱李敖？为什么李敖不趴在国民党的身上，掐住国民党的脖子，赖着国民党，哄着国民党，奴役国民党，让国民党永远为包括李敖在内的台湾民众服务呢？李敖既然那么有本领驯服国民党，为什么被自己奴役的国民党会让李敖那么难受呢？自己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都被国民党政府剥夺了呢？要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主动进行放弃一党专制统治、进行民主政治的解除戒严、解除党禁、解除报禁和军队非党化等的奠基性政治体制改革，台湾今天都可能是在蒋氏家族和国民党的专制控制之中。如果台湾现在都还是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李敖还是可以趴在国民党身上奴役国民党，让国民党为李敖等服务，那么李敖的书被禁的就不是98本，可能会更多。除非李敖真的奴颜婢膝的去拥抱国民党，放弃自己的人身独立和思想独立，让国民党的大脑为李敖思考，让自己的人身依附于国民党。李敖在1987年以前的台湾经历说明李敖没有放弃自己的人身独立和思想独立，没有让国民党的灵魂附体而依附于国民党。1987年以后，台湾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李敖再也没有必要去赖着国民党了，相反，国民党要获得执政权，只得真心去讨好包括李敖在内的台湾民众，用自己的才智和品行取得李敖等民众的认可，取得执政权，否则，李敖等台湾民众根本就不需赖着国民党，而去选择愿意为自己服务的民进党或者亲民党等其他政党了。

上文的分析表明李敖在台湾，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趴在国民党身上，掐住国民党的脖子，赖着国民党，哄着国民党，奴役国民党，让国民党永远为包括李敖在内的台湾民众服务过。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李敖，却当起大陆民众的精神教父了。在2005年的北京大学演讲，最近的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演讲中反复的教导大陆民众：让大陆民众趴在共产党的身上，掐住共产党的脖子，赖着共产党，哄着共产党，奴役共产党，让共产党永远为大陆民众提供服务。

76岁高龄的李敖既然从来没有他对大陆民众说教的那种经历，现在他就可以申请户籍迁移。将自己的户籍从台湾移到大陆来，自己妻儿老小的户籍全部移过来。这样他就可以践行自己的主张——带领大陆民众趴在共产党的身上，掐住共产党的脖子，赖着共产党，哄着共产党，奴役共产党，让共产党永远为大陆民众提供服务。

李敖户籍迁移到大陆后，您就千万不要再象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演讲那样随便说话，比如说，国民党以前禁了您98本书，现在台湾不禁您的书，可是共产党却禁您的书。您说国民党禁了您98本书，在北京大学您是把证据——台湾地区政府的禁书法令拿给听众看的，这表明您没有诽谤国民党及其政府，说话是有根据的。可是你说中国共产党禁您的书，请问您的证据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禁您李敖的书，也没有您控诉国民党那样的证据——禁书法令。不仅仅是您李敖，就是中国大陆的所有国民，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也没有公开宣布要禁任何一个人的书籍，颁布过任何一个禁书法令。因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深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受宪法保护，他们敢公开禁书，那他们就是反宪法的组织和政党。既然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禁过的书，你说共产党在禁您的书，那您就在公开诽谤中国共产党，公开诽谤中国共产党，那您就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您就肯定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说您反党的罪名，就是指控您诽谤罪，也够治您罪的。现在没有追究您，是对您客气。可是如果您全家户籍迁移到大陆，还要这么放肆地诽谤中国共产党，大陆的共产党执政是有法律的，完全可以依法判您诽谤罪。还有您的子女，你可要好好教育他们，一定要“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个基本原则。如果违反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一项原则，那至少他们的升学、就业等权利就难以保证了。为了他们的前途，您一定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前提下，您就可以给大陆的13亿民众来示范您在演讲中的主张——怎样趴在共产党的身上，掐住共产党的脖子，赖着共产党，哄着共产党，奴役共产党，让共产党永远为包括您及您的家人在内的大陆民众提供服务。否则，你还没有来得及践行您的主张，您就会成为一个罪人，或者您的子孙后代因为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丧失工作和生活来源。

——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的思考

“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而又慎重地讨论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是能够主观设定的，而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奋斗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当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设计，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多党合作的民主的“联合政府”，那么，今天中国民主政治可能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了。但是，当年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要消灭共产党，打内战，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历史的路径，引导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2]

1949–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各部的正部长中，非共产党员有多少？当时政务院的最高决策会议是由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长组成的政务院院务会议，好象是每周一次。中共政务院党组仅仅只是一个政党组织，中共党的意志是通过在政务院担任公职的党员来实现的。后来怎么就通过路径依赖演变成了现在的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各部正部长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呢？为什么共产党历史上坚持的党不代政就演变成现在各级行政事实上存在党委和行政两个系统，而且同级党委系统比行政系统的职权在事实上还要大一些呢？共产党员不仅担任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所有正职职位，而且同级党委还要从外部对政府进行党的领导。各级党委系统的党务人员的办公经费和工资均由政府财政支付，党务人员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公务人员。这些都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吗？

如果真要承认有路径依赖，那就请研究延安的边区政府和建国后1957年前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吧，请读一读1930年代、19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份主要刊物《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刊载的论述政党和政府关系的文章吧。将延安边区政府和1957年前的政党和政府关系作为起点，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也应该是党政分开、职责明确，党务系统人员及其活动的经费不能由老百姓纳税负担，党员只能以公务员、政务官的身份进入政府系统，由纳税人供养，为纳税人办事。

—————————————————————–本文写于2005年9月，2011年2月略作修改。

[2] http://news.sina.com.cn/c/2005-09-27/20037050402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