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与学院的一位老师谈天。突然聊到学院的中层干部的问题。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主题离我们最接近，同时又是人们生活中的普遍问题。他叹息道：现在的领导在处理问题时，考虑的不是坚持正义、坚持原则，而是始终想到如何使自己最有利，即如何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或受到最小损害。他说话的表情、态度明白地告诉我，他对中层干部的这些作法是不赞同的。他的话语引起了我的思索：一个人，不仅是中层干部在做事情时应该坚持什么原则，我们在做事情时可不可以考虑或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我还联想到我国当前的反腐廉政建设问题，我国那么多的高级干部的贪污腐败案例同样提出，他们搞腐败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阶下囚呢？他们该不该追求自己的利益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提倡道德人假设。即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应学习的目标。在那样的道德假定下，一个人做事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就不该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追求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因此一个人如果是敢大胆地提倡个人的利益，那么他将被社会所唾弃，是道德水平低下，素质低下的人。刚才那位老师的谈话的态度可能是希望自己的顶头上司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事时少追求自己的私利，多追求一些原则和正义。但是作为一名有经济学素养的老师，我不敢苟同他的观点。一个人在做事情时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追求他人的利益，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所谓经济人的理性指追求自己利益，精于计算的人，他们总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中层干部在干事的过程中追求和考虑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反而说明他们是理性的经济人，是人的普遍的特性的一种本能反映。妄图否定个人利益追求，提倡不合实际的利他主义是不现实的开倒车的想法。

追求自己私利的行为会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会不会使整个社会乱套呢？上述问题可以反过来说，追求私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最优行为吗？我想我的那位同事最真正不满意的可能是他身边的那些中层干部在追求自己的私利的同时，损害了包括他在内的一部份人的正当利益，而他们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无法低成本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为了防止中层领导干部采用机会主义行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幻想通过领导们提高职业道德，按原则和正义处理问题是不合实际的幻想。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大张旗鼓地鼓励他们追求个人的利益，让他们在通过做事情去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不允许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即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允许损害别人和社会的利益。通过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增进别人和社会的利益。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中，通过交换主体的自愿逐利行为，是可以让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增进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例如，斯密的《国富论》的论述。这样的机制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我利益。如在上面讨论的中层干部案例中，学校的中层干部及其他教职员工如果是一个通过自由选择组成的契约组合。按照契约条款，他们均投入自己所拥有的要素，然后获取要素收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愿的、平等的，并且是可以自由进退的。如果在这个契约组合中，其一个要素拥有者力图凭借自己的某种优势去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在其他成员拥有最消极的通过退出免受伤害和侵犯的机制下，他即便有这个意图，也没有可能实现。我曾经与一位老师讨论时说：只要允许自由选择，实行极端不平等的规则也可以。可以极端地设想，一个团队的所有收入可以规定由少数成员完全分享，其他团队成员一点都不能享用。但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极端规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受损者将行使自己的退出权利以保护自己免受损害。这样的极端规则要得到实行，那必须对受损者实行强制。即如果受损者不能自由退出，那么少数团队成员就会由于受损者没有自我利益保护机制而受损。那位老师说的中层干部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情况在我国之所以成为现实，就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因此人们拉关系、拉小集团，就是为了至少是保护自己，或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

今天我读了《济南时报》报道的学界公民清乐观察团领衔人于建嵘研究员的观察意见后心里堵得慌。我将我的想法与于先生商榷，也供社会各界人士评判。

于先生调查后认为土地争议是钱云会事件的根源。目前网络上热议的钱云会案件的焦点是钱云会究竟是死于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我认为于先生作为观察团的领衔人的首要责任是能否弄清楚钱云会死亡的真相，这也是网民最关心、最揪心的问题。土地争议是一个问题，那不是现阶段村民、网民和社会各界最关心的问题。现在谈土地争议有淡化和掩盖主要矛盾的嫌疑。现在温州和清乐的警方明确了目前没有谋杀的证据，而村民和民间人士的爆料证据显示钱云会死于政府或者说与政府有牵连的谋杀。如果钱云会死于地方政府的谋杀，而警方又尽力掩盖，那么说明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员就是集体犯罪。这不仅要还钱云会在天之灵以公道，更要侦查谋杀钱云会的根源——土地争议中村民的公道，还事关政府的权力来源，政府权力的宪政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等政权建设问题。如果钱云会确系死于偶然的交通事故，排除谋杀可能，那么问题的重心才可能转到土地争议所引发的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解决的办法当然是依法立案，公正审判。

其实谋杀能否成立关键看目击证人、直接证据和法定程序。目击证人除了警方公布的外，还有网上出现的中巴车司机和乘客的目击过程，中巴车司机叙述的一大巴车停靠目击。这两个目击证据没有进入警方的目击证人范围。另外现场勘验也可以凭借常识、逻辑和证据链来判断是否谋杀的可能。警方对证人的传唤、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也需要认真核实。当然案件的侦查和确认需要警方进行，但是如果警方有舞弊嫌疑甚至就是直接的犯罪嫌疑人，这个案件可以由独立的异地警方或上级警方立案侦查，以彰显独立性和公正性。观察团的责任就在于对案件的侦查程序、疑点等公众质疑的问题的观察意见告诉公众，促成案件公正、合法的解决，而不是去探讨现阶段的次要问题——土地争议。

于建嵘建议公民观察团应该迅速离开现场，原因是村民情绪激动，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还有就是担心被村民给予过重的厚望会出事。公民观察团的道义在哪里？观察团会出事我相信来自村民的暴力和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他们一直想要的就是心中的委屈和诉求有一个合理合法和令人信服的判决和解决，作为有着独立立场和道义感的公民观察团，是不会威胁村民利益的，遭受村民报复的可能性极低。村民情绪激动，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不应该成为公民观察团离开现场的理由。可以讲在村民心里如此脆弱、心里需要安抚的情况下，正是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获信心的时候。如果温州地方政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程序合法、公正、依法地进行案件的侦破，行政行为规范有序，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宪法所赋予的各种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公民观察团就不应该有危险。如果有危险，那就说明温州方面在维持合法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真有问题。公民观察团如果在温州真的出事，在如此众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下，相信会让事件的各方更清晰地暴露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可能会更加有利于真相浮出水面，让这起事件背后的逻辑更加得到社会的关注，有利于类似社会问题得到更理性的认知和解决。

观察团的迅速离开现场的呼吁，呼吁掉了观察团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良知。在众目睽睽、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弱势群体最需要给予帮助和引导、疑问和疑点正需要给以答案的条件下，观察团的道义就是坚持真相的复原、社会正义和良知通过观察团来显露，对各种疑点的确认、对可能的不法行为和伤害（村民的或政府的）进行理性的劝告。如果没有这些，却是迅速离开现场，那么观察团还不如不来观察。这样至少还让人们、特别是村民对社会还抱有希望，相信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存在。观察团现在没有社会道义的迅速离开现场，让正义没有了希望，让邪恶看到了曙光。

文凭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以上的证明文件。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是指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的学习。每一个专业都有一定数量的课程学习。每一门课程都有学时数规定。通过一定的学时数的学习，考试合格。2、实践学习。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经评定合格及以上。3、毕业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或理论，综合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训练和培养。研究成果经评审，达到合格以上。4、达到学校对专业学习的其他规定要求。如果一个学生在以上4个培养环节都达到了学校认可的标准及以上的水平，那就说明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以上。这个学生获得的毕业文凭就是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规定标准以上的证明书。

如果上述4个环节的至少一个环节没有达标，说明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将不能获得证明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如果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学校却颁发了证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那么这份毕业文凭就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实质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注水文凭是以隐蔽的形式将文凭颁发给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的的学生。上述4个培养环节实质上没有达标，在形式上、成绩上可以达标。比如说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时数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然原因可能是老师违规，也可能是学生违规。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达标，这也可能是老师的授课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学生学习投入性不够。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上的真实状况就是这门课程没有使这个学生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如果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本该不合格，最后在成绩评定上却合格，那么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就是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其它课程和培养环节以此类推。这样表面上看似合格的成绩，本质上却是不合格。最终从各培养环节这个表象和形式上看这个学生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而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但实质上却是不合格产品，因而他获得的文凭本质上是注水文凭。

注水文凭的提供方可以获得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是学校主动生产的，那是因为生产注水文凭的各类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可以比合格文凭低和少。在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低质量的投入要素和投入数量不足可以降低学校的投入成本，从而获得比生产合格品更多的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不是学校追求的生产目标，在各种投入要素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各种投入要素的生产时间越少，投入的强度越低，那么单位时间、单位投入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各种要素所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又主动偷工减料的动力。

要生产合格的产品，各种投入要素的时间投入要保证，投入强度要保证。也就是说各种投入要素足够的生产时间和工作强度才会产出更大比例的合格及以上的产出，相反，各种投入要素的较少时间投入和较低的工作强度将产出更大比例的不合格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追求较低时间和质量投入而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不合格产品时，学校如果要追求降低注水文凭的比例，那么就必须加强管理，以提高各种投入要素的足额时间和质量的投入。加强管理可以是加强管理和改善管理，以使各投入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得到更准确的计量，也可以是确定激励各投入要素努力提高投入时间和努力的薪酬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这些强化管理的各项投入都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当然也会使注水文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如果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偏好是一样的，甚至社会更偏好注水文凭，那么学校以降低注水文凭比例为目标的强化管理既是逆社会的大系统、大环境行事，又会增加学校的成本投入。如果是这样，那么学校就极不理智。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的理智选择就将是减少管理投入，甚至是主动追求注水文凭的生产，以降低学校的生产和管理成本。

由此看来，在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需求没有区别，甚至更偏好注水文凭的条件下，生产注水文凭将是文凭提供者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智行为和常见现象，而提供真实文凭将是逆社会大环境而动，费力却不讨好的事情，注定是要被这个所谓的大环境淘汰掉的。因此，真实文凭稀缺，甚至是绝种，注水文凭盛行猖獗是特定社会规则下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

广巴高速、巴南高速、巴达高速，巴中至桃园高速、乐巴、巴达铁路陆续峻工后，巴中将形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射状图和结束巴中没有铁路的历史。界时，巴中到西安、成都、重庆等大都市的车程将在3—4小时之间。

巴中交通的大发展缩短了巴中到周边大都市的时空距离、市场半径，降低巴中的物流成本，提高了巴中的物流效率，使得在巴中集聚生产要素——资本、劳动、人才成为可能。

没有通高速公路前，巴中到成都、重庆、西安均要10-20小时，通高速公路后，到这些城市的行车时间只需4小时左右。

高速公路不仅速度快，而且通行能力强。高速公路全部通车后，巴中到周边大城市的人流、物流通行能力将提高几十倍。巴中铁路修通后，巴中与兰州、新疆、成都、重庆等城市都将实现铁路客运与货运。到时巴中的农产品、工业品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方便快捷地销售到全国市场，全国其他地方的产品和各种投入要素也可以方便高效地流向巴中地区。

大交通形成后，低廉高效的物流成本将使得巴中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空间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巴中造”将不再受狭小的市场空间的限制，这为巴中的规模生产经营创造了可能条件。

要使巴中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分工，巴中只有充分利用好一个现实优势和一个潜在优势，大规模吸引巴中缺乏的资本和人才，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巴中集聚、发酵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实现巴中经济的腾飞。

这个现实优势就是巴中作为革命老区和欠开发地区，有着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相比，巴中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要便宜几十、甚至上百倍，这是巴中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现实优势。

潜在优势是指巴中如果能够进行制度创新，能够形成吸引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巴中集聚，进行创业的制度安排，那么巴中就将实现经济的发展。

具体讲，这些制度创新包括形成高效、精干、廉洁、务实的政府机构的制度安排；纳税人和企业监督和参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政府从与民争利的竞争性行业退出的制度安排和激励和约束政府提供高质量、低成本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

这些制度创新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果巴中能够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严格约束政府行为，保护资本、人才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合法收益，为他们提供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并受到纳税人等公众的真实有效的监督，那么就不愁吸引不到足够的资本和人才，不愁本地民众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进行资本、土地投入经济价值更高的用途，这样巴中就将形成一个投资、创业、生产的理想乐土，巴中将实现政府税收增加、人民富裕、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

关于高速铁路的建议：2008年以来，全国掀起了高速铁路建设高潮，如果巴中与高速铁路无缘，那么巴中将在新一轮的交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对于巴中进一步扩大市场半径极为不利。为了扭转巴中在未来交通格局中的劣势，巴中要将广元——达州的高速铁路力争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这样将形成新疆、甘肃经广元、巴中、达州、万州、宜昌、武汉、上海的快速通道。如果这条高铁能立项，巴中到成都、重庆、兰州、西安、武汉等都将实现高速铁路的连接，巴中就将为经济的腾飞提供更加便捷的物流条件。

当前，贵州欠开发、欠发展的省情，决定了贵州只有通过跨越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缩小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要实现跨越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贵州省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这已经成为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共识。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省长林树森同志多次在省委、省政府的各类报告中，在各种讲话中予以强调。2007年投资257亿元的贵广高速公路贵州段开工、投资690亿元的贵广快速铁路立项，林树森省长率团赴广州、深圳招商的900亿元引资项目中，高速公路的引资金额就达到500亿元。这些事例说明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思路已经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得到大力推行和实施。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否助推贵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庞大资金需求能否得到有效供给？贵州省各级政府，特别是省政府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关系到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的成败。本文将讨论第一个问题——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否实现贵州的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第二、第三个问题将在后续的论文中给予讨论。

贵州省交通设施建设中高速公路项目，2007年底已建成的近1000公里以外，根据现有的规划到2020年还将建成2000公里。根据目前的实际进展情况，到2020年贵州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左右的时间计划可能会提前完成，或者2020年贵州省的实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还会远超3000公里。贵州属于山区，高速公路的造价很高。以平均每公里7000万元概算，2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投资额约为1400亿元。

如果顺利，到2010年，将开工建设贵阳到广州、重庆、昆明、成都、长沙的快速铁路，总里程将达到约2500公里。按照贵广快速铁路约9000万元/公里框算，这些快速铁路的建设的投资额将达到约2400亿元，其中贵州省内线长约1000公里，投资额将达到900亿元。

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将引发对水泥、钢材、碎石和筑路工人的需求，引发这些行业工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增加。有关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公路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乘数效应约为2.63，即一元的公路建设投资最终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2.63元。当年的投资乘数效应约为1.27，其他部分表现在以后的各年中。当然贵州的快速铁路、高速投资乘数具体为多少，需求根据实际数据进行估算。如果依据2.63的投资乘数，那么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将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为贵州省在12年内创造6000亿元的GDP。当然投资乘数要充分发挥，还取决于交通建设对建筑材料的庞大需求能否由贵州企业提供。如果贵州省政府、企业界能适时规划，新上一批高标准、现代化的企业项目，为这些项目建设提供优质建筑材料，使得这些项目对各种投入要素的需求至少在贵州的路段部分使用贵阳的材料，那么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得到有效发挥。当然如果能够为省外的建设项目也能部分提供各种投入品，那投资乘数效应就会更佳。这里还没有包括高速公路以下等级的交通投资和各种水利投资项目。如果这些交通投资的绝大部分主要通过引进省外资金，那就等于贵州在10左右的时间新增6000亿元GDP，年均增长600亿元。而2006年贵州省的GDP仅为2200亿元左右，这将使贵州的经济发展维持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交通的大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为贵州创造新增GDP，还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快速铁路的建成，大幅度提高人流、物流的速度，降低人流、物流的运输成本，增加了人流、物流的市场交易半径，使得贵州能够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市场规模条件下参与区域市场分工，分享规模经济的优势，进而会促进贵州经济的高速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贵州旅游产业会进一步获得超常规发展。2007年贵州旅游业总收入估计约为400亿元。贵州的气候条件与周边地区相比得天独厚。珠三角、成都、长沙、重庆夏季高温酷暑，昆明虽然四季如春，但由于海拔高、紫外线强，而不如贵阳，如果这些快速铁路、高速公路修通，贵阳和上述地区的车程在1小时至4小时之间，那么贵州将是这些地区居民的旅游避暑胜地。特别是近处的重庆、比较远的珠三角地区，它们将分别因为夏天的火炉和人们较高的收入水平而增加对贵州旅游的需求。因此，贵州要在“多彩贵州”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交通大发展带给贵州的旅游新优势，加大对旅游产业的引资、宣传和建设。这样由交通促进的旅游业的超常规发展将会成为贵州经济的增长极之一。如果今年贵阳到遵义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只要贵州的旅游业界宣传应对得当，明年贵州的夏日清凉游将由于重庆客源增加（渝黔全高速路使两地车程缩短为4小时以内）而将使得贵州旅游收入较今年大幅度增长。

贵州要尽早规划各地各行业的旅游投资项目，通过宣布，使省内外投资者认识到贵州交通条件改善带给旅游业的投资商机，促进社会资本（省内外）大举进入旅游业，通过旅游投资的大幅增长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二、贵州的城市化水平，房地产业将会获得超速发展。

贵州优良的气候和空气质量，宜于人居。当四通八达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连通重庆、成都、广州、湖南后，车距只有1小时至4小时，这些地方的许多白领人士、中高收入者、老年人许多将把贵阳等城市生活居住地。这些城市的房地产的需求空间将潜力巨大，贵阳等城市的房价将可能持续上扬。这有利于贵阳等城市房地产投资和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可以预料，贵阳等城市的建设将高速发展。这些巨大的房地产投资将是贵州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强劲动力。有人会说，那没有通车前怎么办？没有通车前，各级政府可以大力宣传、超前规划、招商引资，将城市老城改造、新城开发的潜在商机和未来收益展现在投资者面前。这样，在通车前的几年内，贵阳等城市将可能在城市开发方面就获得大量的用于城市建设的社会投资。而这些投资以及城市规模扩张导致的经济积聚效应在短期内就会对贵州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

三、贵州的工业将会获得高速增长。在交通状况较差的今天，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农林资源的开发加工将由于交通滞后、物流条件差、物流成本高而至使贵州工业发展的市场半径小，发展工业的市场规模不足，导致贵州的工业发展水平不足。可以预料，当这些快速通道形成后，市场规模庞大的珠江三角洲，重庆、成都、长沙、昆明等大城市都将成为贵州产品的有效快速销售市场，而且物流成本也低，贵州工业发展的市场需求问题将会有效解决。既然有需求，那么贵州的各类矿产、农林资源的开发、加工产业将会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本，从而推动贵州经济的加速发展。贵州省政府要充分考虑交通条件改变对贵州工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加紧在贵阳、遵义、都匀、容江等地建立经济开发区，对各类工业项目进行招商引资，促进工业投资和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工业时，在招商引资时，一定严把关口，将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拒之门外，要在高速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保住贵州的青山绿水和洁净的空气。这些资源是贵州独有的资源优势，将是贵州的旅游业、城市化和无污染、无公害农产品的发展的资源宝库，潜在经济收益不可限量。

四、交通改善、投资增加，经济发展、贵州各级政府的财力将大幅度增加。

贵州仅交通项目投资在10年左右时间将创造6000亿元的GDP，如果税收仅按20%的比例收取，将为贵州各级政府增加1200亿元左右的收入，这还不包括道路修通后的营运收入的税收，由于交通预期改善导致的对旅游业、房地产业和加工业投资增加导致的GDP增长以及投资项目投产后导致的工业增加值，这些都将为政府带来丰厚的回报。政府财力的改善，将使得贵州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又更多的财力用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事业双跨越。

综上所述，贵州交通大发展战略如果能够成功实现，那么贵州的经济将能够获得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将可能成功缩小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经济的发展将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条件和物质保证。由此看来，大力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战略将是贵州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关键。

–200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侧记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将到北京讲学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想以经济学家的视觉写成文章，题为北京行。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可以以经济学人的身份，将我在10月16日—17日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学2001年年会暨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的所见所闻所想写出来，供读者分享，希望不要被误会为是抄袭张教授的北京行。之所以是侧记，是由于文章不是全方位的、正面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而是从笔者的视觉、一个侧面来介绍这次世纪盛会的情况。

高标准的年会论文遴选机制。

这次会议的参会论文遴选严格依据质量标准，杜绝非质量标准。象我这样一位身处西部，在末流大学任教的讲师的论文能够被选中，本身就说明大会论文入选的标准是论文质量，而不是作者身份、地位。和我同样的情况还有南开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张霞。在10月16日晚上的全国高校各经济学院的院长、系主任聚会上更是强调以后每年年会入选论文的质量标准。年会决定，成立年会秘书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当选为首届秘书长。年会将成立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委员会，每个学术委员会聘请5名该学科的著名专家担任学术委员。年会的每篇参选论文将分别寄送给各学科的5位专家，年会秘书处将根据这五位专家分别给出的对每一篇参选论文的书面评审意见决定论文是否入选。这样的遴选方式将保证入选论文的高质量，避免照顾关系等人为因素。

高效率的办会模式。

这次会议为参会代表免费提供食宿并不收取会务费。年会为每位参会代表支付500元人民币，作为代表的住宿和早餐费用，参会代表在会议结束时凭发票领取，午餐和晚餐由年会统一负责。这种支付方式节约了办会成本，避免了由会务组的全部包办而投入大量的办会人员；现金直接统一支付会议代表以支付住宿费，财务透明、公开，避免了办会人员吃回扣的嫌疑，节约了监控成本。在开会期间，代表的所有的生活、会议等主要由参会代表根据会议日程安排紧张有序地进行，办会人员相当少，中心的其他教学、研究等各项活动照常规进行。正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说：“北大的办会风格与其他高校不一样，它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办会，而不是由会务组全部包办的计划经济的办会模式”。

雄心勃勃的推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设想。

这次会议的发起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预期在10—20年的时间把中国经济年会办成象美国经济年会那样的有世界影响的，高水平的国际型学术会议，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了实现这样的预期目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和正在作以下工作：1、创办《经济学》（季刊），由青年经济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姚洋担任主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林毅夫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海外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和国内接受过现代经济学严格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经济学》（季刊）“的宗旨是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发表平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交流提供一个聚焦点，为中国经济学科的走向世界铺路搭桥。信条是用国际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经济现象；、、、、、、希望通过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经济学》（季刊）能够发表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林毅夫、姚洋，2001）。（季刊）创刊之时就直指规范性和权威性，直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象《美国经济评论》那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2、从2001年起，每年将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为了统一标准，年会实行严格的、高标准的参会论文遴选机制，（前文已叙），杜绝学术腐败。3、全国高校各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将随年会一起举行，讨论中国经济学教学现状、方法，规范各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互通信息，提升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整体水平，迅速与国外成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接轨，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和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各具风格的经济学家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笔者—中国经济学界的后生和晚辈从自己的观察角度出发，对和我接触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学家的个人风格写生。他们是众多参会的、杰出经济学家的代表。1、谦和厚道的林毅夫教授。林教授是我国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蒙代尔的演讲结束的总结发言中多次提到他的恩师象父亲一样关心他，照顾他，帮助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把自己的成绩归给他的老师很大的权重。并且表示要象他的恩师一样，善带他的每一位学生。象笔者这样一位林教授并不认识的学界后辈，林教授也是谦谦有礼，认真接待。当我把自己平时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后，所想和所疑的三篇文章向他请教时，他表示自己工作任务繁忙，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我的E—MAIL。言辞很坦率，真诚，没有让人感到有一点大经济学家的架子。我在耐心地、静静地等待他的回应、指教。2、先人后己的张军教授。张教授是南方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有丰硕研究成果的著名经济学家。10月17日上午他担任转型经济学讨论组的主席，主持该组四篇论文的学术讨论，他也是该组第二篇文章的评论人。由于第一位发言人严重超时，他主动让出自己的评论时间给其他人讨论和提问，让听众和论文作者有更多的交流时间。3、鼓励学术争议的杨瑞龙教授。杨教授是我所在的讨论组的第二篇论文作者，当他陈述完自己的论文观点后，我就他的论文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论文认为企业的所有权是对称分布的，怎么理解所有权的对称性分布？企业所有权有没有可能分布不对称？（2）、什么是企业所有权？您论文中的企业所有权是指财产权还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3）您论文中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为争夺企业的经济租金、多方搏弈的结果，因此企业所有权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请问，企业的风险由谁承担？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什么承担企业风险？杨教授对我的挑战性问题依据自己的研究思路一一作了回答。会后杨教授对我的提问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学术争论有利于推进学术研究。4、提倡学术交锋和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敢于挑战权威的陈平教授。陈平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他主张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各搞各的，要进行学术论战，争鸣，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今后，特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要进行学术交锋，以激活经济学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如，分工与规模报酬递减的悖论，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过于乐观。他特别推崇逻辑严谨的科学推理，认为张五常是过去取得过成就的经济学家，现在堕落成典型的中国文人，所谓典型的中国文人是指不讲究科学的逻辑推理，仅凭感觉来把握社会、经济现象。

中国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梦圆何时？

在17日下午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讨论会上，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诺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是与会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有三种意见。（1）、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指日可待。持该观点的主要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他认为中国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在近期应该并且必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应该放眼世界，刻苦攻关，问鼎诺奖。当有些学者谈到诺奖是远期展望时，何教授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表示失望。（2）21世纪是中国产生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世纪，是中国人获得诺奖的时代。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主要有林毅夫，姚洋等。他们认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产生与世界经济中心有密切关系。一战前，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多出于此；一战后世界经济中心移至美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美国乃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根据多家国内外权威机构的研究和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20、30年内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因此，中国有条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我们将迎来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林毅夫、姚洋，2001）。为了迎接这样的时代的到来，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普及经济学的教育 ，积累经济学研究，用中国人的语言写中国的现象，从事实证性的、原创性的研究。（3）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利于造就诺奖获得者，中国产生诺奖应是远期展望。持此论的学者有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的王则柯教授等。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缺乏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目前的学术环境也不利于经济学家潜心从事原创性的研究。其实持该观点的不仅仅限于参会的这部分学者，早在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现代经济学前言专题研讨会”上，梁小民教授就指出，中国的环境不利于产生诺奖。原因在于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一位中国经济学者稍有学术成就，就会被提职，或被委任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有理性的学者，很难拒绝这些领导职位和社会职位，因为这些职位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远大于从事艰辛经济学研究的收益。这样本来很有天赋、才华的经济学学者就在日常事物中奔波，最后无所建树。他举例说，我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在华中理工大学担任了20多年的后勤主任，每天忙于学校的修房、植树，这样本来在40年代就有世界影响的张教授，在80年代初和世界学术前沿水平差了30多年。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某大学的一位老教授，由于谢绝了担任许多的社会职务，结果在他80多岁高龄时，由于没有北京市的政协委员或全国政协委员等头衔，不能享受医疗优待，只能通过漫长的排队就诊，结果由于抢救不及时，使我国过早的失去了这为著名的学者，如果他理智地就职，是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诺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以轼老前辈指出，印度已经产生了两位诺奖得主，但印度的经济形势却很糟糕，因此经济学研究要瞄准现实。不能瞄准诺奖。如果获得诺奖不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推动作用，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如此热衷诺奖吗？因此笔者向茅老前辈提问，印度的经验是否说明诺奖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相关？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促进国富民强，而不应该定位于虚幻的诺奖？

高速路定价错位，是缺知识，还是缺制度？

在16日的晚宴上，我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就重庆市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展开了有意思的争论。姚洋讲，两年前他到过重庆，当时重庆正在建设通往北海的高速公路，（其实这条高速公路现在还在修建），重庆市府的同志告诉他，这条高速公路收费为1元/公里，那么，从重庆到北海2000多公里，1辆车来回一趟要支付4000多元的道路通行费，试问这么高的费用有谁支付得起？其实，高速公路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如果大幅度降价将会导致更大幅度的车流量的增加，降价是会赚钱的。北京到八达岭的高速公路大幅度降价，导致车流量大幅度增加，该路最后赚了大钱。因此，重庆的高速公路之所以定不合理的收费价格，主要是缺乏关于需求弹性的知识，如果具有这方面的知识，高速路公司的收入是会大幅度增加的。我讲到，在重庆类似的案例还有黄花园大桥。黄花园大桥修好后，由于收很高的过桥费，导致车流稀少，重庆路桥公司严重亏损，而公司当时的解释是公司支付了很多费用（成本），为了弥补这些成本，必须定这样的价格。从表面看，这里的问题是公司经营者缺乏定价知识，但是公司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去获取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增加公司的收入呢？这些高速路公司大都是国家或市政府投资的，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纳税人。在外部竞争缺乏和几乎能够获得免费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企业的亏损有金主在背后承担，那企业有什么动力去获得定价知识，增加企业的收入呢？姚洋反问我，制度性障碍能解释企业愿意少获取收入的现象吗？

姚洋和我讨论的问题的焦点是高速路公司不能增收的根源是缺乏知识，还是缺乏制度。其实现代经济学近年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农民是理性的，他们懂得追求自我利益，精于计算，理性农民不仅适用于现代农业，也适用于传统农业。我想重庆高速路公司的经营者的知识水平和理性程度总不至于低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吧。退一步讲，即使重庆高速路公司缺乏定价知识，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存在硬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公司是有动力去主动获取这方面的知识，或聘请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专家，以增加公司的收入。

——关于统景旅游区游船的技术水平选择的案例分析

不久前，我所在的系组织老师到重庆市统景旅游区旅游。该景区有一条风景如画的小河，凡到这里的游客都喜欢乘船沿河观赏两岸的美景，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在乘船旅游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在这条河长五公里左右的旅行航线上同时存在两类船：一类为人力船，是由两个船夫划动船浆，另一个船夫掌握船只行驶的方向。人力船显然费力，速度也很慢。另一类为机动船，只需要一个人开动机器把握好方向盘就行了。机动船的速度是人力船的3—5倍，且耗用的人时数也很少。不过在该旅游航线上行驶的机动船虽然速度快，节省人力，但机器比较落后，并且噪声比较大。这两类船均收取相同的费用，即10元/人次。看着在同一条河流上行驶的运行效率不同的两类船，经济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在收费相同的情况下，跑得快、高效率的船只肯定要胜过跑得慢、低效率的船只，低效益的人力船肯定会被竞争逐出河流，其主人为提高竞争力肯定也会采用机械船，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的结果均是技术水平高的机械船独占鳌头，最终淘汰掉技术水平低的人力船，可是现实情况却是两种技术水平的船只同场竞争的火热场面，是什么原因导致后一种情况出现而不是前一种推理的结局呢？带着疑问、迷惑和不解，我请教了经常跑这种风景区的导游小姐。她很平静地告诉我：“今天是雨天，坐机动船的游客多一些，要是晴天，坐人力船的游客远多于乘机动船的乘客，因为人力船速度慢，游客本来就是来游玩的，他们喜欢在缓缓的行进中享受两岸的自然风光、美景，况且乘坐机动船由于机器太陈旧落后，噪声很大，影响游客的心情。”细品导游小姐的话语，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经济学启示：

1、决定游船种类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需求。从表面上，机动船的运行成本、技术效率远远高于人力船，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特别是顾客对两类船的需求水平没有区别的情况下，机动船的竞争力肯定远高于人力船，那么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人力船的淘汰和机动船的市场份额的扩张。但实际情况是简单地假设旅客的消费偏好相同会存在严重问题，市场上大多数游客偏好人力船，对人力船的需求很旺，这就决定了虽然人力船的运行成本高，但它有市场需求，因而低技术水平的人力船反而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2、既然游客大多偏好人力船，那为什么航线上还存在一些机动船呢？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虽然大多数游客偏好人力船，但毕竟消费的口味是多样化的，因此，肯定有一部分消费者想抢时间，想多花时间在其他旅游景点等，他们将会选择乘坐机动船。机动船的存在同样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

3、沿着导游小姐的思路，我进一步想。游客不喜欢机动船，一是因为速度快，二是因为噪声大，导致其市场竞争力低。那么为了满足游客的偏好，他们为什么不购买技术水平现代化程度高的游船，这种游船无噪声，并且速度可快可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决定游船行驶的速度。如果是这样的技术水平的游船和人力船竞争，我猜想最后的赢家肯定是现代化游船。那为什么该航线上行驶的是人力船和机动船而不是现代化的游船？如果排除船主是非理性的，信息不充分等因素，一个可行的解释可能是该市场的容量有限。如购买现代化的游船虽然技术先进，能满足游客的心理偏好，但需要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相对人力船和机动船。）如果在该航线上的游客达不到一定的数量，这样的投资肯定会导致投资失败。更何况在我国信贷市场不发达、不健全的情况下，船主即使可以获利，也会由于筹集资金的困难而难于进行投资。

上述案例及分析表明：决定技术水平的高低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的需求。如果我们把人力船比作劳动密集型企业，机械船比作技术密集型产业。那么决定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战略的标准是市场需求。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发展有市场潜力的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是最明智的选择。同样，如果发展高技术产业有市场需求，那么发展高技术产业同样是符合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根据市场原则，很可能自由选择的结果将是劳动力密集产业和高技术密集产业并存，共同发展。上述案例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市场的威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统景风景区旅游航线上的船只的技术水平的高低的选择完全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政府基本上没有对船只的技术水平的高低加以干预。如果政府以安全等因素限制有市场竞争力的低技术人力船，那么结果可以是高技术的船只的亏本经营，或借助政府力量实行垄断特许经营，独家垄断经营的结果只能是游客的高价付费，消费者的利益严重受损。

——兼析户籍制度改革观之争

《经济学消息报》NO.444发表郑品石的文章《户籍制度近期不宜改》之后，引起了许多经济学人的反对，如《经济学消息报》NO.444上的文章：《户籍制度改革应提速》（姚轩鸽），《户籍制度果真不宜改吗》（安树伟、闫二旺），《改革户籍制度是时候了》（藩士远），《不改户籍制度，城市如何发展》（许成安）。

仔细研读关于这两派意见的文章，我感觉郑文虽然有许多破绽，但就支撑其论点的论据来说，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大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低，虽不能说明城市的吸纳就业能力有限，但是说明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还是成立的。撇开好坏的价值判断标准，取消户籍制度会在城市的边缘形成巨大的平民窟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平民窟的生活比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高。又如，取消户籍制度会导致中小城市的技术、管理人才外流，东部发达地区人口的极度膨胀，还会导致边远地区的更加落后进而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这些都会成为现实，只要大城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创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但是户籍制度改革除负面影响外，一定还有许多积极影响，郑文的偏颇恰恰是对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分析颇多，而对正面的积极作用论述几乎没有。而仅仅根据负面影响就得出“户籍制度近期不宜改”缺乏可信度，令人生疑。

反对郑文观点的几篇文章几乎均以驳斥郑文的论据为重点，认为郑文的论据不能支持其论点，因而论点不成立。笔者认为从驳斥对方观点入手，论证其逻辑推理的错误，论据的荒谬，可以很容易推翻对方的观点。但是，破坏对方的观点容易，要建立起有说服力的观点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郑文的反对文章均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反驳对方的观点有余，而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不足。

鉴于此，笔者认为，取消户籍制度不能仅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方去考虑，还要考虑到对其他人群和地方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到负面影响，还要考虑到正面影响；不仅要考虑短期影响，还要考虑长期影响；不仅要从各个局部去考虑，而且还要从全局去考虑，即制度变迁的净收益（正面影响减去负面影响）是否为正。如果一项制度的变革的净收益为正，那么这项制度变迁将符合经济理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主要会产生利益再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问题。

一、利益再分配的调整。户籍制度改革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制度变迁对相关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肯定不一样，有的利益主体会因为制度变迁而增进利益，有的利益主体会受损。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通过政府的强制制度安排，人为地将中国人划分为两个等级的人群，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很显然，城市人口是户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而农村人口是户籍制度的最大受损群体。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传统的户籍制度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现在如果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市人口的以前特权，而赋予农村人群与城市人群同样的权利，肯定会使城市人群的优越感、文明、富裕、稳定的生活比以前要相对下降，农村人群的经济地位等将相对上升。因此，制度变迁的结果，从利益再分配的角度看，城市人群是相对受损者，农村人群是相对受益者。郑文正是从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的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因此对城市的负面作用较多，因而就得出了“户籍制度近期不能改的结论”，难免偏颇。

户籍制度改革将使农村许多有才干的人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户籍制度的改革后，他们将不会因为自己是农村人而受到歧视，如同样的工作，报酬就比城里人低，在城市就业，自己的子女入学受到歧视，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由于是农村人口，在城市就成为暂住人口，每月要交纳暂住费、计生费，并且随时还得接受暂住地派出所的三更半夜的“管理”，以防犯罪份子漏网。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那么上述列举的增加他们迁徙的各种成本将明显降低，有利于他们在城市更好的工作、就业和安居乐业。这部份有才能的农村人口入住城市不仅可以提高他们自身的收入和生活条件，还可以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农村中留下来的人口将会由于人口迁徙而减缓人多地少的矛盾，减轻农村隐性失业的压力。留在广大农村的人口将由于土地等资源的人均增加而增加收入，增加人均产出率。也会使这一部份人口受益。

由于取消了户口限制，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将成为现实，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将改善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其结果，高素质的城市人口将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低素质的城市人口将由于竞争的加剧而降低生活水平。

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是帕累托标准，所谓资源的配置指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不损害一方的利益就不能增进另一方的利益。换言之，帕累托最优就是没有可能再进行改善的最佳经济状态。而帕累托改进指一方利益增进必须以另一方的利益至少不受损为条件。但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遵循严格的帕累托改进是不可能的，一方利益的增进同时伴随着另一方利益的受损。因而现实的办法是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正的净收益。虽然增进一部份群体的收益会以损害另一部份群体的利益为条件，但是，如果受益群众的收益补偿受损群体的损失还有余，那么，这样的制度变革将符合经济理性原则，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短期看，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农村地区的人口将普遍受益，城市的高素质、高能力人群将获益，而唯一受损者将是城市的低能力人群，因取消户籍制度而受益的群体远大于受损群体，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改善。

从长期看，取消户籍制度会导致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取消户籍制度后，利益受损者预期到通过人为划分等级的办法去获得垄断收益的时代已不存在了，自己的处境不佳将主要是自己的能力、技能、努力和对每个人都一样均等的市场不确定性造成的。对于市场风险，个人难以控制，但个人可以控制自身条件，例如，增进工作努力，提高劳动技能，以增加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促使成功者不敢懈怠，失败者奋力拼搏的人人向上的局面，这样会导致优胜劣汰，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社会各行业的人群都将因此而获利。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改革在短期会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特别对大中城市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是，从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角度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利多弊少，应加快进行。

——对林毅夫等学者观点的概述与质疑

林毅夫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颇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他于1995年在《改革》杂志上发表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1997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现代企业制度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同年出版专著《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0年完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课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讨论稿）。林教授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观点在这些文章中是连贯一致的，其核心思想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一系列论文的发表，使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本将就林教授的国有企业改革思想作一总体回顾，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于林教授。

一、观点概述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一命题的推导过程如下：

1、现代大中型企业有效运行的核心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林文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早已不是业主制企业，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大中型企业。现代的大中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内生地导致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企业治理机制(Corporate Governance)的任务就在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因为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又要求企业能以公平、对等的条件，在公平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中运作。外部公平竞争市场能够提供关于平均利润率的信息，所有者能够依据平均利润率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离开了行业平均利润率这一廉价的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充分信息，所有者将很难准确地评判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主，辅之以内部治理结构，将有效地降低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从而保证现代大中型企业的运行效率。

2、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的关键是公平竞争市场,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改革以来，国有企业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特征没有彻底根除，国有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保护国有企业的生存，宏观政策环境无法彻底理顺，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建立不起来。这种状况之下，行业平均利润率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业绩，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经营不力造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家无从识别。20多年来的“渐进式”改革中，国民经济和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而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则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就在于此。迄今为止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条件下，单单着力于解决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换言之，如果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卸掉战略性负担和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建立公平竞争市场，使平均利润率成为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那么、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就能廉价地获取经营者的真实经营信息，达到有效监督经营者的目标，从而降低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这样，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将最终得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将取得成功。

二、对林教授的国有企业改革观的论证过程的质疑

1、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的信息不能完全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林文认为：公平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企业利润达不到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就表明经营者能力低下或存在“败德行为”，所有者可以据此撤换经营者。因此，外部竞争环境提供的低廉的平均利润率信息，能有效监督经营者行为，达到保护所有者利益的目的。然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市场是不确定的，存在风险，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亏损可能是由市场风险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经营者能力低下或败德行为造成的，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亏损同样不能有效辨认，如果将公平竞争市场下国有企业的亏损完全归咎于经营者，可能会将真正优秀的经营者淘汰掉。因为即使能力是最强的经营者，品格高尚，完全为股东利益服务，但由于风险的存在，也可能会导致企业亏损。因此，平均利润率不能提供反映经营者业绩的真实信息，从而无法达到有效监督经营者，降低委托代理费用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即使去掉政策性、战略性负担，建立了公平竞争市场，平均利润率水平也不能完全真实反映经营者的业绩。

2、即使平均利润率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也不能保证国有企业能有效地降低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林教授在论证中始终暗含着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企业所有者是理性的，他们总是极力追求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最大化，也即利润最大化。这个假设前提对西方国家的企业所有者应该是有效的，但它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国有企业上。西方国家的企业所有者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有动力监督经营者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里虽然存在小股东“搭便车”行为，但如果平均利润率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股份较多的大股东是有较强积极性利用这一低成本信息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即使是小股东，虽然无法直接监督经营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或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也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可为股权的集中创造条件，从而起到有效约束经营者的作用。而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而政府是作为代理所有者，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实质上政府和全体人民之间也是委托代理关系。虽然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楚的，但是代理所有者和真正的所有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他们的根本区别是“廉价投票权”。“廉价投票权”意味着即使公平竞争市场提供的信息反映了经营者存在“败德行为”和能力低下，国家作为代理所有者也不一定就有积极性去惩罚经营者，维护所有者的利益。代理所有者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他的利益同样与真正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不相容，如果经营者勾结代理所有者，为双方牟利，去损害所有者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企业亏损，因此，仅靠建立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是无法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国有企业和西方现代企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3、即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也无法保证国有企业亏损加剧等问题的解决。林文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亏损加剧，高负债率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根源是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换言之，如果委托－代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国有企业亏损加剧等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亏损加剧除了委托代理问题外，还有许多原因，如不确定性（也即运气），技术竞争力等因素。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意味着亏损加剧等问题的解决。例如，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均由所有者自已经营，不存在两权分离所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但同样有许多企业亏损、倒闭。就是许多两权分离的大企业，由于亏损等问题而被兼并重组的案例也相当多。

上述三点质疑说明林教授在论证自己观点过程中在论证逻辑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但这些缺陷不足以损害林教授的观点的有用性和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他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的核心是外部治理结构的观点独树一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当前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性和战略性包袱确实导致国企经营者讨价还价、推卸责任，并形成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笔者认为如果能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和战略性包袱，形成公平竞争市场，国有企业的改革即可被视为取得成功。但改革成功并不等于国有企业没有亏损，甚至从动态的角度，在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不排除国有经济市场份额下降，甚至完全在竞争性行业中淘汰掉，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也不能据此说国企改革不成功，相反却是国企改革成功的表现。因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根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被市场淘汰掉，说明没有生存能力，而生存下来的企业，表明竞争力较强，经济效率高。如果能形成这样的机制，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将内生地再造微观基础，同时也增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效率和竞争力。如果按照林教授的政策建议，上述局面是可以形成的。但林教授走得太远，认为上述局面的形成可以让国家通过外部治理机制提供的低廉信息有效地监督经营者，提高国企的效率，保护所有者的权益不受侵犯。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的论证条件不充分，并且还会留下许多误解。例如，如果该政策建议被采纳，结果却是国有企业亏损的进一步恶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么将会被人归咎于是该建议的失误，因为你的建议认为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保护所有者的利益，其实，如果国企改革的目标被设定为将其改造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去生存，那么我认为林教授的政策建议是相当可取的，采纳他的政策建议会形成三个结果：１、国有企业的独立、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会形成，２、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会形成，３、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导致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进而预算软约束所导致的腐败、地区差距、企业高负债等困境将会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林毅夫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改革》，1995年第3期。

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7年。

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

林毅夫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内部讨论稿），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年。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2008年底新领导班子到任后首先想到的是解决J学院领导成员的办公室。院长、书记的办公室就自然使用了上届院长、书记的办公室，副院长的办公室就把原来MPA的办公室给占用了，另一位副处级组织员的办公室安排不详。当时的一个矛盾是上任副院长的办公室没有交出来，我猜想如果这间办公室交出来了，这位副处级组织员的办公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有领导不都圆满地解决了办公室吗？

当然，西部G大学J学院以外的其他学院也是同样的做法——院级领导的办公条件要得到优先考虑，我还没有见到哪一个学院会有反例。

但是我还是希望J学院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打破常规，有新气象。我希望新领导能够暂时安顿下来，就现有的办公条件做一统筹安排——院领导、各系科室、教授博士各占一个比重，在这样的办公室资源分配中，院领导的比重就要下降，系科室和教授们都有一个办公地场所，虽然很紧张，很拥挤。但是现实让我失望了。

领导班子优先考虑自己的办公场所，导致了其他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博士们则没有任何的办公场所。要知道，这些教授、博士中一年带的各年级的研究生少则几人，多则十多人，他们和自己的学生进行交流讨论的场所都没有。这样一来院领导班子就有了与学校领导讨价还价的砝码——学校给我们的办公条件太少，导致学院的老师没有基本的办公条件，因此学院教师办公条件的改善需要学校的努力，与学院没有关系。

果真如此吗？就是学院的办公条件再扩大3倍，按照领导班子现有的思路，优先满足行政领导和行政人员，估计落到教师头上的办公条件也会所剩无几。按照领导优先，行政优先的原则，办公条件的规模扩大了，院领导的办公室标准就不可以从独立办公室提高到独立套间——两间室或三间室的，行政人员也可以按单人独立办公室的标准来配备。到那时教师的办公条件差还是可以向学校讨价还价——学校投入不足。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学校对各个学院的办公条件的投入很难满足。

如果院领导班子不是领导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而是本着教学、科研优先，统筹安排的思路，那么在现有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至少在办公条件的配置中，可以按照教学人员、行政人员和行政领导给予一个大致的比例划分，然后在各部分人群中进行有利于更好开展工作的配置。办公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院领导为什么不可以两个人、三个人一间办公室，就一定要一个领导一个独立办公室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我见过三个院领导共享一间办公室的学院，也见过学院所有领导全部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各自使用独立工作平台的学院。当然，由于他们的办公条件确实有限，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也没有办公条件。也不知道如果这些学院的办公条件改善了，是不是也是领导优先、行政人员优先？如果我们的院领导放弃了自我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西部G大学J学院现有的办公室资源是完全可以配置一部分给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至少老师们、导师和学生们有一个交流、研讨的平台，无行政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到了学院再也不会感到无立足之地，不会感到是局外人。

当有老师把这样的思路讲给学院领导时，获得的回应是嘲讽、讥笑，有的院领导甚至对这位老师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让给你使用嘛”。以为是这位老师在挑刺、找麻烦，有的院领导则冷冷地毫无反应地应付着。

为什么这个J学院领导班子要推行领导优先、行政优先的思路？为什么教授、博士、教师的办公条件得不到丝毫的兼顾和统筹考虑呢？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J学院领导班子会推行教师、教授、博士优先和教学、科研优先呢？如有可能，我会一一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