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发出彰显常识和正义的声音，而不仅仅是老师。<附：三线城市2012-06-12 21:22:20[回复]发出声音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常识和正义需要传播。<附：斯伟江2012-06-12 21:23:29[回复] 贵州也有敢言人！>

我的眼睛真的湿润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实事和应该说的真话，不配得到您这么高的赞誉。可是在一个做实事和说真话非常稀缺的环境里，做实事和说真话确实需要勇气、勇敢和支付沉重的代价。<附：xhq84992012-06-12 18:39:53[回复] 看了您的文章知道了贵州还有大学，贵州大学还有这么高贵的教授。谢谢，致敬。>

谢谢青石律师的勇气和责任感。没有您的《贵阳行》，就没有我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化需要您我他的共同努力。<附：青石律师2012-06-12 18:54:57[回复]推荐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的黎庆洪案申请旁听被拒绝过程的真实记录，我以我的亲眼所见证实：今天法庭之内的旁听席上有大量空着的座位。大家来看看贵阳小河法院是 怎么“公开审判”的吧。>

我流着泪谢谢您们的肯定和支持。是您们让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2012年6月12日晚上22点10分整理于贵阳家中。

感谢青石律师及时每天在网上公开从2012年6月8日开庭审理的黎庆洪涉黑案件的庭审过程，让我了解了我国我国司法审判公开制度的实践情况，下面就司法审判公开制度发表我个人的浅见。

法院审理案件的实质就是存在利益分歧的双方以证据和事实为依据，通过相互质疑和反驳，将双方主张和证据中可能存在的虚假揭示出来，合符案情真相的逻辑关系彰显出来，由审判方——法院作出有依据、有逻辑和体现正义和公正的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支持原告方到什么程度，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主要援引先例判决，而在大陆法系，主要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但是不管什么法系，法院审案就是个说理的地方，通过双方的辩理，揭示案件真相和真实的逻辑关系，裁定各方的责任担当，维护当事各方的法定权益。

一个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讲理、辩理，然后第三方依据事实、证据和双方辩论逻辑，推论出有证据支持和法理依据的判决结论的审案现场，是一个充满理性、公道和正义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在彰显、传播理性、公道和正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只要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见证甚至质疑和监督审判过程，法院都有义务和责任提供庭审现场的旁听。

一个案件的现场容纳空间有限，或者关心特定案件的社会公众由于时空关系，不能来现场，那么由新闻媒体行业从各方面、各视角全方位来报道和分析案情，甚至提供现场直播，将案情、案情的审理过程等完全真实地告诉社会公众，最后的判案及其依据符合逻辑和理性，令公众信服。请问这样的公开审理案件，公众对法律有没有信心？公众会不会还以审判方在徇私舞弊？在这样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裁判方敢不敢提供虚假证据，敢不敢罔判？答案都是否定的。

只要原、被告和审判方是依据各方都认可的规则来辨别证据的真伪，辨明逻辑关系的可靠性，那么庭审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真相和正义显现和彰显的过程。既然没有虚假，是真相和正义的过程，法院无论如何也不会害怕公开审理。

对于特殊的案件，旁听的人员多，法院会安排更大的场所。确实场地受限，法院会在庭审过程中及时进行临场处置——庭审现场旁听席如中途空位，可以中途让场外人员进场，当然要不影响庭审现场秩序。

如果是上述我的分析结论成立，那么请问出现“旁听席上，空着不少位置，但是场外却有不少想旁听的人进不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晚上，张颖来告别，因为她被被告人不明原因的解除委托，也因法庭严格限制旁听而无法进入法庭旁听（可是法庭的旁听席上明明有很多空着的座位），只好先回成都去。朋友，后会有期。”和以下律师和法院管理方对话——“我说我的理解是要按照法律本来的精神去执行公开审判去实现真正的公开审判，而不是加以条件去限制旁听，如果旁听的人足够多，法院应当使用最大的法庭，如果有几百人想旁听就应当想办法设置大屏幕同步播放，如果全国人民都有旁听需求，就应当通过电视台直播庭审，这才是公开审判的本来意义。朱庭长笑笑说不可能。”这些现象说明我的分析结论成立吗？

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如果案件审理是在彰显真相和正义，那么就绝不会怕公开。这个结论的另一种意思完全相同的说法是如果法院管理方害怕公开，那么就一定有没有彰显真相和正义的地方。小河法院管理方存在的这些现象说明他们忌惮和害怕完全公开审判，公众有理由怀疑案件审理的真相和正义。

我相信小河审理黎庆洪案件怕完全公开庭审过程，在全国不是个案。为了法律的尊严，法官和法院的职业荣誉，原被告双方的公正和合法权益的保障，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正义的信任，请法官群体和法院机构，保持您们的独立性，只对案件的真相和公正审判负责，将您们彰显真相和正义的行为通过公开化，为社会公众对法律和审判的公正和正义增添信心。这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走向理性、法治、正义和人类文明。不如此，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包括法官，最终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为了自己和他人，请有思考能力和掌握乾坤的人一定要有智慧、远见和行动能力，推进体现司法独立、公正和正义的法制改革进程。

2012年6月8日，全国闻名的黎庆洪涉黑案件在我所在的贵阳市小河区继续开庭审理。从网上我获得了一些庭审现场和过程的相关信息，特别是了解到黎庆洪涉黑案一方面是法院方宣称的公开审理，另一方面确有旁听席大量空置，而场外却有大量公众想进入庭审现场旁听、却被拒绝入场的怪现象。作为一名公民和这座城市的市民，我想亲自感受司法公开的真实现状，于是于2012年6月12日上午8点钟从家驱车出发，赶往小河。

在路上，给一个律师朋友打了电话，询问了旁听的相关程序。他的意见是没有办旁听证，法院不会允许我去旁听。并且问需不需要他给律协的某位领导打个电话，希望能够特别关照，以便我进入现场旁听。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希望按照正常的方式和程序进入现场旁听。

听说庭审现场在小河区143厂大礼堂，一路问路，终于到达现场，才发现此地离小河区很偏远，离贵阳市区更偏远，很难找。为什么要把庭审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开车到现场都如此困难，那么那些本地、外地关心此案的法律界、新闻界、学术界等社会各行各业的公民不是和我一样难找吗？为什么不放在一个便于公众寻找和到达的地方呢？

当我到达庭审警戒线入口时，我发现警戒线都到了人行道旁，而警戒线内是一个很宽阔的场地。为什么警戒线不可以内移一部分，让不被允许进入警戒线内的社会公众有一个立身之处呢？要知道，按照现有的警戒线位置，线外就是人行道和车道，这是一个合理的警戒线设置吗？考虑到警戒线外人员的安全和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秩序了吗？

今天该案已经进入庭审第五天。我去现场时大约为9:30分，向警戒口的警察讲明我的要求后，他的态度很好，说自己不清楚。我说有没有小河法院的相关人员？警察讲有，并请人叫了小河法院的两位工作人员出来。这两名小河法院工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牌，也没有其他相关辅助标示来显示他们的身份和岗位职责。我提出进行旁听的要求，并出示身份证后，他们的回答是要到小河法院本部去询问。我讲我得的信息是前几天现场有大量的旁听空位，想知道今天如有空位，能否进去旁听？并且还希望他们能够和小河本部打电话，询问我能否进入现场，他们如不同意，我就不到法院本部了，以浪费我的时间。他们说估计不行，您没有旁听证。

他们没有很正式地接待我，就随便地我我说话，也没有什么登记，请示和给出正式的处理意见。边说就边走向远离警戒口的地方，最后不了了之了。

由此看来，公开旁听就让法院方用旁听证给取消了。既然是公开旁听，为什么要提前办旁听证？在现场公民出示身份证，进行相关的安检后，根据现场的容纳能力按先后秩序入场，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办一个旁听证，案件审理20天，这个人人能保证20天都来旁听吗？庭审现场的旁听本身就是社会公众感受法律权威、监督庭审公正进行的一个渠道，也是社会公众学习法律知识和常识的重要方式。

很可惜，旁听证居然就堂而皇之地剥夺了很多社会公众公开旁听庭审的权利。有旁听证才能进入庭审现场，那如果法院方想要非法剥夺公众旁听的权利，他们难道不能把旁听证发给那些水军冒充旁听者，已达到剥夺公众知情权和操纵庭审现场的目的吗？没有猫腻，怎么可能采取这些手段呢？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小河法院关于旁听的运作流程，我离开庭审地方，驱车到小河法院。法院很漂亮，但是只有对法院内部使用的停车场，而没有对社会公众使用的停车场。周围所有地方都不能合法停车。法院内部的停车场有很多空位，无论如何都不允许我停在里面。最后我只能非法停车在法院停车场外面的路边，旁边写作消防通道，禁止停车。我把这个情况讲给法院的警察，他们说，没事，我们都给给交警打招呼了。我说打招呼了也不能改变被逼交通违法的事实。您们法院每天有很多社会公众来办事，您们的停车场又不对外，周围又没有其他停车场，法院考虑到来办事的社会公众的停车方便了吗？回答是来法院也不一定要开车呀。由此看来法院考虑的是自己的方便，至于来办事的公众方不方便，与他们无关。

当我提出想要旁听今天上午的黎庆洪案件时，窗口接待部门接待员说自己刚来不久，情况不熟，法院领导都到黎庆洪庭审现场了，我问没有值班领导吗？说没有。我讲这不符合常识。最后他表示打电话请示领导，很久没有打通。让我留联系方式。留下后我就离开了法院。

其实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了解到小河法院的所做所为不是把自己当做为社会公众负责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而是把自己当做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衙门。小河法院管理方没有把我这个社会公民基本的知情权放在眼里，对我的接待让我感受不到有个人尊严。我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虚耗了，幸好我是把它当做体验生活。如果我是当事人，要和法院打交道，这样的经历会让我的心刺痛的。

青石律师的《贵阳记》是真实的，感谢青石律师的良知。包括小河法院的整个法院系统要为我国社会公众对法律失信承担责任。请您们要警醒，您们的这些行为最终会让包括您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承担昂贵的代价。作为我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和法院打过交道。今天以后，我对法院和法律公正难以有信心，除非司法的整个制度体系和理念发生根本的变化。

如果温柔一刀网友就是小河法院的法律工作者，说这样的话，让我感觉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乱七八糟的鸟人”，素质极低。

请问律师别有用心，有证据吗？律师闹庭，有合理合法的理由吗？如果律师闹的是法院的违法行为，那么事件的真正责任方就是法院，而不是律师。如果律师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在履行我作为一个公民关心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您却指责我和律师沆瀣一气，那么您这样的诋毁我认为是对我的表扬。

从您的话语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义，更明白一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诋毁一个正义和有良知的人，真实的情况一定是所诋毁的反面。

庭审现场的确不是菜市场，是神圣和庄严的，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代表着一个社会盛行的是讲道理、讲逻辑、讲常识和讲文明，而不是讲力气大、讲胡说八道、讲旁门左道和阴谋诡计。

正因为如此，只要是社会公民，就都有权利和资格到庭审现场来见证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的理性和文明，法律的尊严和庄重。公民有旁听的权利，当然也有遵守庭审现场秩序的义务和责任。非公民，除非特殊情况，理应被拒绝进入。公民旁听，确有不遵守庭审现场秩序的，法警可以依据相关庭审现场有关秩序的法规维持秩序，情节严重的旁听者可以被强制离开庭审现场。您对社会公众的指责是污蔑，更不是随意剥夺社会公众法庭旁听权的理由。

您的发言中如此低下的认知能力、素质和对社会公众的蔑称表明如果您是一个法律工作者，那么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国社会很多公众对法律、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公平正义没有信心了。

好好警醒吧，不要再无知了，更不要再无耻了，为了包括您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及其子孙后代的尊严。任何一个社会都经不起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折腾和摧残。

附件：温柔一刀2012-06-12 19:16:30：一看就知道又是和几个小河案中别有用心的闹庭律师沆瀣一气的帮手！是不是你这个教授不出名，也想借机闹出名一下？什么叫公开旁听，是指这个案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不公开的审判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当事申请不公开的案件，所以可以公开审判及旁听，但法院不是菜园门，庭审有庭审的制度及规定，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鸟人都能来听的，试想一下，上面在开庭，下面人声吵杂，乌烟瘴气，娃娃哭，孩子闹，起哄，叫骂，什么背兜，叫花，疯子，SB一窝蜂的都跑进来，这还叫庄严的法庭吗？庭审还能正常有序的进行吗？知道吗？

神代表什么呢？神代表的是善。所有不善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神所为，而只可能是魔鬼、邪恶的东西所做。如果讲神做了不善的事情，那绝对是对神的亵渎，因为代表善、真和正义的神，绝对不可能行不善。

因此，“应该宣称神做了一件合乎正义的好事，使那些人从惩罚中得到益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诗人把被惩罚者的生活形容得悲惨，说是神要他们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让诗人这样说：坏人日子难过，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假使有人说，神虽然本身是善的，可是却产生了恶。对于这种谎言，必须迎头痛击。”

代表了善、正义和真的神“是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了。既然神代表的是最好和最美的状态，就不可能有很多神的存在。

试想一下，如果有两个至真至善的神存在，那究竟哪个是至真至善的神呢？如果其中的一位神是至真至善的神，那另一位一定不是至真至善的，要逊色于前者。这岂不是说有些神不是最好和最善的吗？这是自相矛盾的，是渎神的，有罪过的。

现在还有唯一一种情况是这两位真神都是至真至善的，也就是说这两位真神是一样的至真至善。但是只要我们承认这两位神是不同的个体，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有相互区别的个体性差异。就个体差异来讲，一定有一个神是优于另一个神的。这样又会有一个神不是最优的，因而不是最善或者最好的。这又是渎神的，除非我们承认这两位神是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的。如果完全没有差异，完全同质，那么他们就是同一个真神。

由此看来，只要我们承认神代表善、真、正义和光明，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那么宇宙万物中就只有一个真神。

既然神是至善之美的，那她还有必要改变自己吗？改变自己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神不是至善之美的，所以才需要改变自己。由此看来，凡是宣讲神是可以改变的，有不同形象的说法，也是与神的至善之美不相容的，是对神的亵渎和不虔敬。

只要我们承认神代表善，真、正义和光明，是最好的状态，是全知全能的，那么神就一定不会虚伪和说谎话。人虚伪和说谎，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有功利目的。只要存在功利目的，就肯定存在前后两种状态的好坏和优劣比较。对于神而言，处于最善和最真的状态，不存在好坏和优劣的比较，她没有这样的动机和任何可能。看来“神在言行方面都是单一的、真实的，他是不会改变自己，也不会白日送兆，夜间入梦，玩这些把戏来欺骗世人的。”

通过神对我智慧的启迪，我认识了代表善、真、正义和光明的神是独一和永恒的存在。神与所有的虚假、邪恶和黑暗无缘。凡是虚假、邪恶和黑暗的东西一定是由其它的东西来代表，比如撒旦、魔鬼等。

我们每一个人皈依和敬拜唯一的真神，本质就是对善、真、正义和光明的渴望和崇敬。

2012年6月8日，闻名全国的贵阳黎庆洪涉黑案又开庭了。辩护律师之一——青石律师从自己的视角对庭审过程及时进行了微博报道。让我这样的局外人也能够了解案情的进展和一些细节。

在青石律师的长微博文章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那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庭审中声称贵阳市公安局在取证过程中进行了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黎猛指出“有专案组警员对他进行行刑逼供”。犯罪嫌疑人何菊键“与对黎猛的逼供方式（反铐长时间吊），几乎一模一样”。犯罪嫌疑人蒙祖玖“说行刑逼供，屈打成招。”“被告人杨某……诉说被行刑逼供，说被打怕了。”“两个被告人李某某说……是被行刑逼供。”

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涉黑案件，在证据获取阶段，居然有这么多的嫌疑人声称被行刑逼供，令人震惊。

我所了解的最典型的行刑逼供案件是河南的赵作海杀人案，在赵作海服刑10多年后，居然找到了另外的真凶。

在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问题上，犯罪嫌疑人就像医患关系中的患者一样，处于弱势方，要想真正杜绝行刑逼供，就要实行举证倒置的司法制度安排。在庭审中，只要犯罪嫌疑人指控侦查机关行刑逼供，侦查机关拿不出没有行刑逼供的证据，犯罪嫌疑人指控的行刑逼供就成立，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侦查机关就要在整个证据获取过程中保留最真实材料和记录——如审讯时的全程录像，或者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到出看守所的全程录像，提供没有任何可怀疑的证据，以证明嫌疑人没有被行刑逼供。

不但如此，一旦行刑逼供被判定成立，参与行刑逼供的侦查人员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要被追究滥用职权罪、非法伤害罪。如果是这样，还有哪一个侦查机关的侦查员胆敢行刑逼供。一旦实行这样的司法实践，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判定有罪之前，都会被认定是清白的，侦查机关也不敢以罪犯视之，象小河黎庆洪案件的嫌疑人被关押几年，在法庭上还穿着囚衣受审的现象将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将会被认为是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渎职、滥用职权、违法和犯罪行为，相关责任人要受到法律追责，犯罪嫌疑人要得到巨额赔偿。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敢行刑逼供，不敢超期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敢视之为犯罪人员，如穿上囚衣，那么侦查机关有必要非法限制和侵犯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吗？如果再辅之以零口供，那么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寻找证据的途径就不是从嫌疑人的口中得来，而是要从嫌疑人嘴巴意外的行为、人证、物证、证据链为基础，通过推理、逻辑判断和常识判断，来确认、判定嫌疑人的罪与非罪，并经受得住反方的质疑和反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权利的保障将是有效的，个人尊严将得到尊重和维护。

行刑逼供表面上看是当事警察的滥用职权，胡作非为，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侦查取证不独立的必然结果。侦查机关的任务就是依法获得嫌疑人的各种客观、真实的犯罪证据，并能经受得住反方的质疑和反驳。任何干预侦查机关独立获取真实、有效证据的行为都将是非法和违法的，要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比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上级机关或者其它人员的旨意干预证据的搜集过程等等。侦查员为了对外来压力负责，而不是对获取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负责，必然就会产生粗糙、急躁、粗暴和违法取证，如果再加上事实上的零口供和举证倒置被弃置，那么行刑逼供和冤假错案将是必然的结果，体制和制度安排逼出来的必然结果。

由此看来，举证倒置、零口供和侦查机关的独立办案是根绝行刑逼供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办案人员合法权益的保证，更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一定要有智慧，本着对族群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来检视我国现有的造成包括行刑逼供在内的各种司法丑闻的制度安排，改良各个环节的制度漏洞，废止违背基本常识的一些制度安排，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一定要记住，没有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伤害者，包括那些伤害别人的加害者，比如侦查机关的行刑逼供者。

温家宝总理写了《仰望星空》一诗，并讲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深表认同。今天就来讲讲我认同的道理。

浩瀚星空，相对于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何其恒久，何其无涯？支配它们永恒存在和运转的岂能是一时、一地、一人的意愿呢？因此，一个人只有仰望星空，思考那些恒久的真理，而不是身边的琐碎、短暂之事，才不会囿于时局，被蒙蔽了双眼和智慧，成为流星一样而逝去势力的奴隶。如果一个社会仰望星空的人越多，一个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越多，那么那些象流星一样总会很快灭亡的恶势力就很难得逞。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群魔乱舞，口吐荒谬和狂言，戕害正义和良知之士，颠倒黑白和常识的时代悲剧就不会轻易发生。
任何时代都有邪恶的人和势力。在面对邪恶的人和势力的时候，能够和不能够仰望星空的人会做出怎样不同的选择呢？一个年轻、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被一个身强力壮的邪恶流氓暴力强奸的时候，这个女孩怎么应对呢？暴力强奸，肯定违反女孩的意愿和意志，是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如果女孩是一个根本不仰望星空的人，当她被强奸的时候，她可能会很庆幸，对方只是玷污和伤害了她的身体，而没有害她的的性命。甚至为了保命，还要顺从和配合恶棍对她的强奸。在被这个恶棍强奸和挟持下，他还习惯了被这个恶棍强奸，还被强奸出了快感，还会认为强奸就是有理，就是舒服，没有恶棍的强奸，就没有自己的舒服生活。强奸自己的恶棍反而成了她的大恩人。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就是要被人强奸，不被人强奸，她还不舒服，您说她是贱人呢，还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社会象这个女孩这样的人多了，强奸者要这些被强奸者歌唱&没有恶棍，就没有新生活&，他们不但会唱，而且一定深信不疑。一定会认为人与人之间就是强奸和被强奸的关系，我们不被这个流氓强奸，一定还会被别的流氓强奸。被人强奸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这个姑娘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那么他一定知道暴力强奸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即使对方暂时得逞了，人类社会的法则也绝对不是依靠力气大，霸王硬上弓的，而是基于自愿和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原则。强迫别人意志的施暴行为只能得逞一时，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被施暴者的抗暴、反抗甚至灭了施暴者都是正义的。而人类永恒的和谐法则是尊者每一个人的自由意愿和个人权利。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位女孩一定会选择抗暴，即使当时的力气不足，真的被伤害了，她一定会事后报警，因为她相信一个有着永恒正义法则支配的社会绝对会救济她的无辜。如果她报警了，警察玩忽职守，也一定会被追责。
所以这个经常仰望星空的少女，即使在某一个短暂的时候被恶人暴力伤害，但是他一定不会从心理上屈从恶人，一定不会认为强奸有理，一定不会认为强奸自己的人很正常，而是想尽办法，和社会的正义力量一道，惩治恶贼。只有恶贼付出代价，得到罪责的正义追究，社会才会有永恒的正义和公道，才会有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保障。
这就是仰望星空的人和不仰望星空的人在思想和行事方面的区别。
历史上所有的行独裁、专制统治的个人、家族或者团伙在本质上就和那个行暴力强奸的恶徒是一样的邪恶势力，而被他们暴力统治和伤害的民众就是那个被强暴的小姑娘。这些独裁专制统治团伙以武力为后盾，依靠自己的力气大，强奸被统治者人群的意志，他们以为天经地义。那些被强奸意志的人群，恨自己的命运不好，力气不够大。要是力气足够大，也可以去强奸别人。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被一些人概括为力气大的一群人强奸和统治力气小的一群人，有压迫，就有反抗，于是到一定的时候，在位的力气大的人被另外力气更大的人消灭。于是人类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强奸史，任何社会都是强奸和被强奸，只有乌托邦社会没有强奸和被强奸，但是永远都不是人类的真实生活。
历史上这些力气大的团伙，如果平时喜欢仰望星空，那么他们绝对不会那么张狂和自以为是，他们的后人也不会那么惨，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凭借力气大抢占天下人的天下的朝代，力气大的时候，不可一世，但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有力气小的那一天。既然拳头大是硬道理，那么当别人子孙后代的拳头比您子孙后代大的时候，您的子孙后代被强奸和被杀戮就是天然的结果。
唐太宗时期，贞观盛世，那是因为他们对被强奸的人动作没有那么粗鲁，被强奸的人身体伤害没有那么严重。在有些人的眼中这就了不起了。唐太宗做梦都想不到几百年后，自己的李唐江山易人，子孙后代女的被奸、男的被杀，被打，为保性命，四处逃窜，隐姓埋名。如果唐太宗能够仰望星空，真的避免凭借力气大而行强奸和强迫之事，将天下人的天下交与天下人，尊重知识和见识，他的子孙后代绝对不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按照现在的理念去苛求古代人，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没有仰望星空的智慧，美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法制和宪政的社会，台湾、前苏联、埃及、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民主、法制和宪政的社会。
仰望星空的智慧对统治者和强奸者而言，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暴力强迫行为是不正常的，不会长久，一定会短命，而且最终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停止强奸和伤害、悔罪、改过和重新做人才会前途光明，才会有天下恒久的和谐。对被统治者和被强奸者而言，一定要知道，这伙强奸您们的恶贼不管他们有多么嚣张和狂妄，一定会是过眼烟云，必将毁灭，因为自然和人类的恒久法则绝对不在他们一边。而且顺应自然和人类恒久法则的人们一定不是消灭强盗后，自己做强盗，而是将天下物归原主，成为天下人的天下，根据天下人的意愿构建一个合符常识的民主、法制和宪政的政府。

1989年我20岁，在我家所在的地区读大专。当时这所大专是我所在的地区唯一一所大学。可不要小瞧了当时我们这所高等学校。当年由于高考失利，我连这所学校的志愿都没填，却由于英语考分特别高，被该校英语系录取。就稀里糊涂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读书期间，我们学生每个月直接发放34斤饭票，30元的菜票，没有任何住宿费，书本费，看病是全免费。我在校生病住过一次院，没有自己花费一分钱。我们寝室每天都会送来一份参考消息。

1989年以前的很多情况我们不是太清楚，当时读中学，对大学的事情了解很少。大概是1989年4月份，当时的总理李鹏访问日本，当媒体记者提问李鹏，胡耀邦的近况如何？李鹏的回答是胡耀邦同志的身体很好。可是当李鹏总理的这个关于胡耀邦身体很好的回答过后的几天内，胡耀邦被报道死于心脏病。

北京、上海的学生在静坐绝食、悼念胡耀邦总书记，很多人怀疑胡耀邦死得不明不白。因为胡耀邦是由于提倡民主、自由、理解学生的主张和诉求而被免职。还有就是当时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利用改革开放的双轨制，大肆进行官倒、投机倒把，破坏市场交易秩序，大发横财。一些体制内的各级官员大行贪污，腐败。因此当时学生除了悼念胡耀邦意外死亡外，就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严惩贪官。抗议的方式就是静坐绝食。

特别是进入五月下旬，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和事态发展不断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我当时所在的学校还没有动起来，教学秩序还都很正常，但是同学们的心却在北京。整个学校就像一座火药桶，只差导火线去引燃。

记得是5月20号左右的一个旁晚，我和我的一位高年级师兄饭后去散步。谈到北京学生的静坐绝食抗议事件，大家都觉得北京学生很理智，方式很恰当。提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反贪官、悼念猝死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都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这些主张不仅仅是学生，就是共产党、全体的国民都应该完全认同。

我们寝室的同学还讨论过怎么反贪官？有人提出，将所有的官员的收入全部找出来，扣除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剩下的余钱如果不能说出来源，又数额巨大，那就一定是贪官。而且我们当时相信只要共产党愿意做，就一定做得到。所以对北京学生不反对共产党的主张也特别认同。不仅不会被抓住把柄，而且确实相信共产党有能力去清除贪腐。就在那天晚上的第二天我们全校去游行时，有一个同学高呼打倒共产党时，我把他狠狠臭骂了一顿，不准他乱呼口号。

就在这天傍晚散步时，我和师兄还谈到对北京学生的静坐、绝食的看法。感觉这一方式挺高明。 静坐，而不是去游行，避免了和警察等人员的身体接触和冲突，杜绝了被警察镇压的口实。自己的合理、合符宪法的主张和行为得不到回应，通过绝食来抗议，以自毁身体和生命来抗议，彰显的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常清楚和显而易见的。

每个绝食静坐的学生都有同学、父母、兄弟姊妹、亲戚和父老乡亲，北京的几十万学生屁股后面跟着的可是几千万人呀。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当时感觉我们国家的前途真的有可能会很光明，只要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按照他们说的，和学生的要求去做，国民和民族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就是官倒真的涉及到邓小平的子女，只要邓小平能够以国家为重，以身作则，如果子女真有问题，该处理的就处理，学生和民众怎么能不理解共产党呢？

我们在一块儿散步结束后，我就去上晚自习了。没有想到这位师兄敢作敢为，找了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坚决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大概是晚上8多钟贴在我们宿舍的大门口傍边的墙上。刚开始没有几个人看。但是9点钟后，上自习的同学逐渐回来，路过，看到这张标语，围拢的学生、老师就越来越多。在10点左右，聚集了上千人。

在寝室的同学开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道，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上升的昏倒学生的人数的新闻，我们的心在流血，血在沸腾。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在以死抗争，为了国家、民族和国民。我们要支持和声援。于是当晚就有师兄组织募捐，要把钱寄到北京。当晚就要到地委、行署去抗议，去声援北京。 我们的校长、党委书记都到场了，劝阻学生深夜不要出校，并且表示他们理解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心情，同意第二天8点和学生一道去游行，请愿。

于是绝大部分学生回寝室准备游行的标语、口号。很多同学将自己的床单裁剪成横幅，写上标语，两头固定在棍子上。第二天声援北京、反对腐败、打倒官倒就在我所在的达川市开始了。很快那些中专学校的学生闻讯声援，参与到我们学校学生的抗议行动中。

我们到地委、行署门口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的回应。执政党和行署主要领导许诺第二天直接到学校和学生对话。从这以后，我们学校以系为单位，将电视在会议室全天播放。要知道当时的电视还不普及。游行之前主要通过收音机获取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消息。当我们通过电视看到胡耀邦总书记的灵柩车开走时，看到赵紫阳总书记含泪，手举扩音器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喊话，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正义的，但是要让学生们爱惜身体，国家的未来需要学生们时，我们都留下了伤感的眼泪。

在北京学生代表与李鹏总理对话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学生有理有据的提问和质疑，可是李鹏总理却是阴沉着脸，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态度极不耐烦，没有耐心。当时我们不敢相信作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是这样一个形象和态度，和总书记赵紫阳完全是天壤之别。当时我们对北京学生代表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对李鹏的行为和表现很失望、很伤心。

当时四川成都学生的抗议也在进行。省委书记杨汝岱就到万源视察，以避风头。留在成都和学生对话的是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韩邦彦。可能是学生觉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在观望、拖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学生和韩邦彦副省长的对话中，四川学生代表的表现令人不满意，和北京的学生代表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感觉四川成都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不象是学生中的精英人物，而是一些平时不怎么上进的学生一样。总之留下的印象极为不好，就像李鹏给人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一样。

那个时候师兄、师姐们在学生中募捐，将大家的捐款汇到北京，总计汇了很多次。我们在随时关注局势的发展，希望天佑中华。大概是6月2日左右，传来了中央高层对学生定性为动乱的新闻。所学生的爱国热情是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还有就是杨尚昆，当时是国家主席，他在电视上讲赵紫阳犯了错误，批评赵紫阳根本不像一个党的总书记在讲话；讲赵紫阳当着学生哭，根本就不注意自己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的形象。杨尚昆说话结结巴巴，吐词不清，一句话中不必要的字词太多，而且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很横蛮和霸道。我们有的同学就讲杨尚昆完全是个大脑粗。一个大脑粗居然可以当国家主席，这国家怎么啦？

六月三号，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就出来了，要求外地学生迅速离京，返校，北京的学生、市民在晚上12点钟以后不得外出，否则后果自负。大概在6.4凌晨以后，所有的关于学生的消息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暴徒怎么样烧军车，杀军人，和军人怎么样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BBC、VOA的新闻全部是在造谣，他们想搞乱中国，搞垮中国。

由于局势的陡转直下，我们同学们都笼罩在阴影之中，都想知道我们的兄弟姊妹究竟被枪杀的有没有？如果有，他们有多少人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心理憋得慌呀。我们在学校里也无心读书，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就提前放假，我们回到了家中。

当时信息也不方便，主要是靠写信和家里通信。由于关心国家层面的事情，没有给家里联系。特别是6月4日以后，我的父母听说北京开了枪，死了很多学生，又没有我的消息。父母伤心，担心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害怕我也到了北京去抗议，没有了我这个儿子。他们当时就委托我的姑父到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我，看到我一切平安后，我的姑父回家告诉了我父母我的情况，他们很高心。后来我父亲对我说，如果我要是没有了，他也就不想活了，跳河死了算了。当时真的感觉父亲疼爱儿子的真情，可怜天下父母心。

由于北京的消息全部封锁，我们真的不知道北京到底死没有死学生？1989年暑假，我们接到提前到校的通知，于8月20日返校。到校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时事政治集中学习。主要就是讲6.4事件。现在记得很清楚，对六四的定性就是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少部分国内敌对势力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单纯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一场政治阴谋。而且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杜勒斯时期就开始，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6月4日凌晨天安门清场时，绝对没有开过一枪，伤过一个人，死过一个人。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讲的天安门的情况绝对是谣言，还有它们报道的38军指挥不动也是绝对的假消息。学生是无辜的，是被人利用的，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绝对不会秋后算账，一定要相信共产党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学习袁牧的讲话，他讲民主绝对是有阶段的，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国民的素质都不宜实行政治民主。等到经济水平和国民素质提高了，我们自然就会实行政治民主了。还有就是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定要站稳立场，一旦敌人的阴谋得逞，倒霉的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定要坚决和敌人作斗争。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6月2号左右，估计是听到了风声，有一位以前很积极的年轻老师在他爱人的督促下，让学生不要在上街了，说民主是渐进的，大家记住我今天的话，20年后，中国的政治民主绝对不是89年这个水平，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事实就是，20年后的2009年，中国的民主政治远远超过1989年了吗？23年后的2012年，中国的政治民主超过1989年了吗？

1989年冬天在和一些朋友的聚会上，碰到一位女性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一名军人，探亲时对她讲，领导要求他回家路上穿便装，不要轻易表明自己是军人的身份，据说是怕老百姓报复。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我们学校2周时间的学习中，解放军是受害者，对学生、市民又没有开枪，外台报道的解放军枪杀学生和市民又是谣言，那军人为什么怕报复了，出了军营单个人连军装都禁穿呢？

北京大学才子余杰的一些文章里面提到了天安门母亲。这让我真切地感觉到北京确实死了不少学生，而不是给我们在校宣传的没有死人。没有死人的讲法肯定不真实。是谎言。余杰提到丁子霖的儿子因为参加学生抗议绝食活动最后被枪杀了，她是大学教授，悲痛欲绝。走出痛苦后，她和她知道的一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一道，形成了一个相互安慰的群体，取名叫天安门母亲。二十三年来，她们不断的抗争，每年她们孩子的祭日，她们都要去悼念自己孩子的亡灵。可惜的是，每年都会受到公安、国安的跟踪和干涉。逐渐地，她们不仅关注自己死去的孩子，她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那些和自己孩子一起死去兄弟姊妹。每找到一个，她们都会写上这个逝去年轻生命孩子的名字。在受到公安、国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通过他们有限的力量，就找到了100多为死去的年轻人的真实姓名。所以我要感谢余杰和天安门母亲的行动，没有他们的努力，我至今都不会相信至少有这么多学生被枪杀了。相反，我反而认为解放军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还有军人被歹徒打死、被焚尸，那些歹徒太残忍了。

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他曾经在网上放了一个文件，主要讲到全国各地的参加六四事件而后来被抓和判刑的学生、工人的名单。人数很多，这些人现在很多出狱了，生活很困苦。看了这个材料后，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共产党不是告诉我们说一定不会秋后算账吗？怎么有这么多人被秋后算账呢？看来当年告诉我的又是假话。其实，早在1991年，我参加工作后，就知道，当年参加89学运的毕业生几乎全部被分配到最基层和最艰苦的地方去了。当时我的感觉像是流放。既然不秋后算账，那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不能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呢？当时就怀疑有事实上的秋后算账了。后来有朋友披露与赵紫阳有牵连的很多人都受到了打击。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还被判了刑。看来因为这场事件受伤害的人还真不少。

我在网上看到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讲38军当时在执行戒严任务时的情况，回想起当年我们政治学习时讲BBC、VOA报道38军情况是造谣的说法，才发现只要刘亚洲讲的是真的，那我们当年的政治学习时讲的就一定是谎言。太可怕了。刘亚洲讲，京津地区的兵，关心政治，有头脑，和其他地区的兵差异很大。他讲到当军委传达命令的人到38军要求38军尽快入城时，当时的军长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意了吗？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意了吗？回答说都同意了。当继续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同意出兵吗？回答说赵紫阳没有明确意见。军长直接讲，没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同意，这个命令，他无法执行。居然还问他的政委，如果出兵，将来上军事法庭受审，是您去还是我去？后来军委的命令38军都没有认真执行，直到这个军长被免职。后来来自贫困地区的该军的副军长升任军长后，38军才积极执行上级的命令。

好您个刘亚洲将军，是您让我知道了原来38军同情学生的BBC和VOA的报道是真实的，当年告诉我们说38军同情学生的报道是谎言的说法才是真正的谎言。所以呀，这个民族无论是高层、底层，体制内、体制外，还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将被谎言包围着。欺骗笼罩着。我们也要思考，像我这样的读过这么多书，又喜欢思考，要认清真实的情况和事实都这么困难,那其他的人文化水平低，受毒化的人，认识不清楚，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认识，不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对六四的看法，我在1995年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在清华读过本科的师兄说，那场运动，他是被利用了，学生是被利用了。他是坚持被利用的观点，和共产党教导的主流观点很接近。我的这个高年级师兄本科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专业。

记得也是1995年，好像是从德国回来的一位经济学博士给我们讲课，提到89年的事情。他的说法是把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多可惜呀。要是去经商、办厂、赚钱，要增加多少财富呀。

我接触的一个农民讲，那些学生是饭吃饱了，没有事情干，才去闹事。某某某家的儿子，在北京读大学，被打死了，连尸体都没有看到，这就是闹的下场。

其实何止是他们，就是在1995年，我的一位马上要到中国建设银行报到的老乡请我吃饭时讲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名称要改为中国建设银行，去掉人民两个字。我当时就不能理解，怎么能够去掉人民二字呢？去掉了人民二字，中国建设银行还是中国人民的建设银行吗？后来当我走进经济学的殿堂，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无知。作为一家商业性金融公司，本身就是私权利的范畴，于人民何干？到后面随着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才发现其实人民也是一个与宪政、民主、自由相悖的概念，更与公共权力背道而驰。国民、公民才是民主、法制、宪政社会应有的概念。

如果我没有读硕士、博士，没有广泛阅读除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大量书籍之外的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经典书籍，又不喜欢思考和追问，那么请问我还不照样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那些高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在中国要占到80%以上，能够读研究生的人1996年在校生才有3.5万人。我作为研究生都才只有这个认知水平，还这么勤奋，更不说其他比我差的人群了。就是现在我接触到的很多博士、教授，无知、脑残、短视、贪婪成性的人照样很多。

有时候想起来很伤心，这些就是我国精英人物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担当吗？可是仔细一想，一个工学、农学、理学的博士或者副教授、教授，从小接触的就是那些洗脑的东西，要是自己又不去开阔眼界，有脑残和弱智的认知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我国真要有所改变，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放弃奴化教育，推行公民教育。否则知识越高，学位越高，可能会越脑残，想的问题与人类文明和常识背道而驰。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今天被判无期徒刑，我心里特别难受。埃及人真极端，对穆巴拉克真狠。

埃及民众去年抗议穆巴拉克的独裁政府时，穆巴拉克没有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使用武装直升机、迫击炮、冲锋枪攻击和枪杀无数和平抗议示威的民众。相反，他是主动向抗议民众示弱，直到最终顺应民众的要求，辞去总统职务为止。如果穆巴拉克象卡扎菲一样凶狠、残忍和没有人性，那么埃及照样会血流成河，被搞死的人比利比亚不知道要多多少倍。穆巴拉克及其政党垄断埃及政权几十年，即使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支持他，至少应该有不少忠于他的军队。

对于这样一个以民众的生命和利益为重，主动示弱和让权的政治强人，我在以前讲过，无论他过去有过多少过错，都应该被特赦。可是埃及目前那些掌握乾坤的军方人员，愚不可及、目光短浅，行事极端，想尽千方百计要置穆巴拉克于死地，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弱智之辈。对待穆巴拉克这样的态度导致的结果不是使国家安享和平、和解，把精力放在怎么样去构建一个良好的宪法等法律制度，建设一个民治、民享和民有的宪政政府，而是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对立、国家的动荡。作为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不应该没有这个预见。但埃及目前的操盘手真就没有这样的智慧，太可惜了。

想想我们中国人，蒋经国及其他的父辈在台湾行一党独裁专政，搞特务政治、搞几十年的紧急戒严，恐怖统治，蒋经国及其家族、国民党在台湾几十年犯下的罪行，欠下的人命应该不少吧。当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拖着孱弱病体，主动放弃蒋氏家族、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垄断利益，解除戒严、解除党禁、解除报禁、实行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在外人看来是政治自杀的改革政策，通过后来者的努力，最终使台湾走上了民主、法制和宪政的道路，打破了中国人天生不配享有民主政治的荒谬论断。

台湾在转型过程中，虽然蒋经国过世了，但是欠下血债、命案的前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党政军警人员中的高、中、低级官员应该有不少。龙应台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亲眼目睹的国民党宪兵枪杀美术老师这样的案件应该不少吧。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军警人员要追究的话，那可不是少数。但是，台湾蒋经国及其后继者，哪怕是民进党主政时期，都没有提案、立法去追究历史上的犯罪人员。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主动悔罪、弃恶从善和改过的人和群体要宽容。没有他们的主动改过，悔罪，台湾要走上一个合符常识的、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是要成千上万人头落地的。

一个有智慧的、掌握乾坤的政治团队，就应该象我们中国人一样，特赦主动悔罪者，改过者。这是实现政治和解的最好办法和路径。哪怕普通的民众不理解，掌握乾坤的、有智慧的政治精英都要努力说服民众，走向理性。

可惜得很。不理性对待前总统穆巴拉克的事实表明，埃及目前的掌舵之人政治智慧不足，和我们中国人比，真的差远了。

2012年6月2日完稿于贵阳家中

——读《德国新任总统高克当选演讲》有感

高克在2012年3月18日当选为德国总统的演讲中讲到：“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星期天、22年前的今天、三月十八日。我们、几百万的东德人在56年的独裁统治后终于成为了公民。”高克的意思是从1934年到1990年东德人是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生活，而且不是公民。作为一名刚刚当选的德国总统，讲这样的话，令我非常震撼。

我们知道1934年到1945年德国是在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独裁统治下呻吟，当时东德作为德国的一个部分，无法置身事外，这样的暴政的确给包括东德人民在内的德国和整个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伤害。这已是人类的共识。

但是将1945年到1990年由东德共产党政权统治时期称为独裁统治，可能就会让很多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朋友不高兴了。共产主义只是暂时处于低潮期，东德共产党政权怎么会是独裁统治呢？高克是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带着东德共产党政权是不是独裁统治的问题，经过查阅资料、思考和研究，只要资料属实，我的逻辑推理没有问题，是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东德共产党政权确实是独裁统治。

东德被宪法规定为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1968年被修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1974年被修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由城市和乡村中的劳动人民构成的政治实体。”

“东德的执政党是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这个党在1946年在苏联的指导下由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东德宪法规定部长委员会为东德政府的最高常务权力机关，并为人民大会选举产生。部长们来自国民阵线中的不同党派，但实际上不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有影响力。”也就是说统一社会党执政了44年，而且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影响力高于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政党的党权高于宪法法定最高权力机关。

为了维持执政党一党永远垄断执政权和执政党党权高于宪法法定最高权力机关，打击东德的政治异议人士，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1959年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在东德受迫害，生活不下去的民众大量逃往西德。“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政权？”“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截至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1/6，其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

通过秘密警察这个特务机构监视、打击和迫害反对一党永远垄断执政权的异议人士，维持统一社会党的一党独裁，独裁政党的权力高于法定最高权力机构——部长委员会。党权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形成一个独裁领袖——独裁政党——独裁政府——全体国民的单向控制链条这样一个权力来源完全颠倒的政治制度安排本身就表明前东德共产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也难怪当它的独裁头子昂纳克坚信柏林墙还可以维持至少100年的时间时，而真实事实是昂纳克的话讲后不到一年，柏林墙就被推到了，东德统一社会党维持的独裁政权顷刻间坍塌崩溃，烟消云散。原因在于独裁政权以伤害大多数国民为代价、依靠暴力和胡说八道维持统治，违反人类常识和文明，不可能长期维持，死亡是必然的，至于死亡时间的早晚仅仅取决于导火索被点燃的时机，具有偶发性和不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