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下，没有选择与民众为敌、屠杀抗议民众的政策，相反，他通过自已顺应民众的要求辞去总统职位。虽然穆巴拉克的行为令人赞赏，没有导致大量抗议民众和军人、警察生命的丧失，但是我们想一想，要是穆巴拉克及早启动改革，将国家的公权力真正交到民众手中，修订宪法，杜绝自己一个人可以执政30年、自己所代表的政党长期把持执政地位的荒唐现象，真正使为主人提供服务的保姆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保障国民的人权、言论、通信、结社和游行等权利的正常行使，明确政府的职责，避免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过长，干预太多，越位行使自己的职权，让非政府组织、经济系统尽可能自我运转，自我组织，那么埃及早就杜绝了这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使国民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抗议的内容也不会是反对独裁的执政党、独裁的领袖和反对维持独裁统治的宪法。因为任何党派能否执政要由民众说了算，有公信力的宪法绝对不可能不限制某一个政党连续执政的时间和一个政党领袖连续执政的时间。
穆巴拉克走过这么多的地方，身居高位，应该见多识广，理应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潮流方向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假如没有这个认知能力，那是受到知识和认知水平的局限。就像我国清朝及以前的这么多朝代，发生了这么多的朝代更迭，但依然搞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实行家族统治的皇帝专制制度。对前朝腐败、民不聊生根源的认识是前朝的统治者太坏了，推翻坏的统治者，由好的统治者来统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从来就认识不到是前朝的制度太坏了，正是这个维持家族集团专制统治的制度，使得只要最高统治者——皇帝要行恶政，要草菅人命、要荒淫无度、要荒唐无稽，没有谁能够制止、矫正这个狂妄的最高统治者的恶行。因此，民众暴毙、国破家亡在一定的时候反复重演那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这就是我国所谓的王朝兴亡的周期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没有谁能从智识上象洛克质疑王权神授论那样去质疑皇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正因为这样，皇帝的权力就成了一个无法探讨的禁区。理论上无法去思考、研究皇帝权力的本质。而真正能够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无知无畏的狂徒。在王朝衰败、民不聊生时期，这些狂徒不怕死、不要命，就可以利用民众的生存危机进行造反，取代前朝。这些狂徒虽然夺得了江山，但是认知能力肯定低下，建立的朝廷还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皇帝专权统治，迷信的是武力。如果穆巴拉克只有我国古代那些皇帝的认识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穆巴拉克的无知所导致的埃及国民蒙受的专制统治之苦。
但是，穆巴拉克所处的当今时代和他的经历表明穆巴拉克不可能是受自己认知能力的局限。首先当今时代对为什么要实行民主政治？为什么要保护人权？为什么要言论自由？为什么执政党组阁的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民众的仆人？等等问题已经在认识上弄清楚了。只要穆巴拉克认真读一读以下几本书，就完全可以在理论上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洛克的《政府论》解决了为什么君权神授是谬论，为什么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民众的问题。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通过对民主共和国、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暴君政体的比较分析，得出了民主共和国最有利于个人的健全人格的培养、更有利于将能力强、有美德的人选拔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岗位中去。而且还论证了共和政体为什么能够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现民主政治这个核心问题。美国杰弗逊等开国元勋的《联邦党人文集》论证了为什么既要保持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和国民的权利，又要建立在地方政府高度自治基础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和理由。当然其它的著作，例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阿克顿勋爵的《自由的历史》、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都可以解决穆巴拉克对民主政治的理论认识问题。
其次，当今时代欧美、东亚等国的民主政治现实也为穆巴拉克及早主动推动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仿效的榜样。西欧国家、北美国家、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都为穆巴拉克及早启动政治改革提供了借鉴经验。在这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一个政治体的政权可以由一个政党连续垄断执政20年以上，执政党的领袖可以连续担任30年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政治体在宪法中规定某一种思想是这个政治体的指导思想，某一个政党是这个政治体的执政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些民主政体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国民。分散和数量巨大的国民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权力，因此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才可以保证全体国民的最高权力不被政治集团盗取呢？这些国家和地区现成的成熟的制度模式可以参考。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最高权力表现在民众集体有决定谁可以代表行使对地方、省和中央的立法权，谁可以作为代表选举各级政府的最高行政领导。为了防止代表和选举的各级政府领导滥用权力，对他们的权限都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代表的选举产生办法、代表的任期时间、各级政府领导人任期的时间、连续任职的最高届数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国民是各级政府的主人，因此在乡镇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民众选举的代表组成的乡镇议会，负责本地方的地方立法和对政府的监督。乡镇的行政长官也是由本地区的民众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对本地的选民负责。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如果乡镇的行政长官贪污腐败，损害本地区民众的利益，那么，本地区的选民及其代表本地选民的立法机构就可以进行监督，撤换掉腐败的行政官员，甚至可以提请地方法院依法判决腐败的行政官员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对地方官员的贪腐和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当事人没有必要到上级政府去上访，因为上级政府和本地的乡镇政府根本就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限范围的被不同范围民众授权的民众权力机关。乡镇政府只需要对对本地民众负责，民众发现的问题就可以去找代表，如果代表不作为，发达的新闻媒体可以让本地民众及时地获得这些信息，那么不称职的代表将会被撤换，至少任期满被再选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基于同样的原理，每一个民众也是省级政府或州政府的最高权力所有人，民众的集体按照一定的规则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构，负责本地区的地方法规的制定和对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为首的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该地区民众还要按照一定的规则选举该州或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以最高行政长官为首组成的政府对选民负责。因此凡是州或省内事务，乡镇负责的公共事务除外，均可在州或省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得到合法的解决。本州或省内公民不可能因为州或省级政府的滥用职权、损害民众权利的事件到联邦政府进行上访，因为联邦政府的权限根本就不可能干预各州内事务。这些州内的地方事务只能找州立法机构的代表进行干预，对州内政府和民众间，民众之间的侵权伤害行为只有通过州内司法进行裁决。由此可知，州或省级政府本质上讲是本州或省全体民众的代理人，州或省内的民众是州或省级政府的主人。因此州或省内公共产品的提供本质上讲决策权在民众，由于民众人数巨大，有效率的行使决策权的方式就是由民众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或议会代表全体民众行使决策权，然后将决策的事项交由政府组织实施。决策和组织实施而提供的本地公共产品的质量如何，有无程序违规或违法的问题、有无贪腐等都可以有民众来鉴别、来评判，而最终的结果将会决定州或省级政府政务官的政治生命和民众代表的去留，甚至可以决定这些民众的仆人由于贪腐而面临牢狱之灾的命运。
同理，对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而言，它们的最高权力来自于来自于全国或全联邦的全体国民。中央或联邦政府是全体国民的代理人或者公仆。全体国民会通过各种渠道去监控对中央政府授权，对于违反约定的行为，将及时进行纠错和追究责任。其权力的运行和关系的基本原理与乡镇政府、省或州政府是相似的。在此不多赘述。
由此可知，在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各级政府的主人都是所在地的民众。所不同的是各级政府的主人数量有区别。中央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所有人是全国的民众，州和省级政府的权力所有人是本州和省的民众，乡镇地方政府的权力所有人是本地方的民众。因此民主政治国家的公民是地方、省级和中央三级政府的权力所有人。个人对基层政府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定比省级和中央政府更深入，更具体，而各级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范围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中央或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涉及到全国事务方面的，是省级和地方政府难以提供的。例如国防、统一的货币、省际之间的事务等。而省级政府只要是负责本省范围内的公共安全、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乡镇等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本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主权在民、公共权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层行使使得权力不可能过度集中在某一级政府手中，形成绝对权力。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实行任期制，规定最高的任期年限，各级政府都必须遵守各级立法机构的立法，以法行政，必须遵守宪法，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的权利相互制约和分散等，都有利于防止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形成专断权力。
穆巴拉克只要好好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借鉴经验、少些私心杂念，一心为国为民，就可以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弊病而主动及早改革。
再次，俄罗斯、台湾、东欧等国家从政治专制制度走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成功经验也值得穆巴拉克学习和反思。
俄罗斯、东欧1990年代初期发生巨变，这些国家从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政权向民主政治方向改革。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逐渐解除党禁、报禁，解除戒严、军队从党军转变为国家的军队等等，使得台湾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家天下的政权统治和平变革为民众主权、多党竞争、新闻独立、军队非党化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些独裁的政府发生变革的时候，穆巴拉克才执政10左右。如果说这些独裁政府的民主政治化变革在变革之初还难以认识清楚，那么在之后的20年穆巴拉克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和反思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革，以及这些政治变革对政治领导人、执政党、国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当前和长远利益和命运的影响。如果穆巴拉克认真研究这些国家政治变革前后的体制，那么他一定会发现这些变革前的政府一定是独裁政府。独裁政府的特点是将民众所拥有的公权力事实上被窃取为政府、执政党和领袖所有，权力来源与民主政治是完全颠倒的。军队成为领袖、执政党的私有工具，政府是领袖和执政党统治国民的工具，由于这种独裁政治的非法性、不符合常识和逻辑，就必须以暴力来维持统治，禁止民众思考、禁止真相公开，禁止新的政治团体产生，谎言、专制统治集团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政治犯、良心犯、言论罪等便是家常便饭，整个国家处在恐怖和暴力中。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领导人在短期可以凭借暴力保护获得安全，但是，从长远看不可能安全。政治领导人或者其后继者最终将被新的更强的暴力集团所替代，当然，国民也会遭殃，但是政治领导人及其家族那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以暴力维持统治的执政党集团，和专制统治者一样，短期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全，但最终难逃劫数，其成员和家人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作为受专制统治集团压榨的其他被统治国民，在内乱、暴乱前受专制政治之苦，被迫接受统集团的盘剥、压榨和剥削，在暴乱、内乱中更是苦不堪言，性命不保。因此在专制统治下，被统治的国民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苦难承载群体，是受害者。在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哪一个专制统治集团能够维持永续的统治，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被新的专制接团所替代。当然在这个替代过程中伴随的一定是血流成河，在相互残杀的过程中，大量精英和人口的毁灭，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倒退和断裂。只要是专制政治的统治及其通过暴力替代，最终是逃不出这样的周期律的。
穆巴拉克也会看到，经过政治变革的这些国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具有以下特点：主权在国民，政府是国民的代理人；政党及其领袖能否执政由国民说了算。政党成员及其领袖只有担任政府的公职时，才可以使用财政的钱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决定其他政治组织的产生、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控制整个新闻媒体；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拥有武装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可以长时间执政；政权更迭是在政治参与的各利益相关方都认可的规则下，按规则，按程序由选民意志决定，是和平的政治权力交接。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只有凭借自己的德行、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可，取得执政地位，别无他法。这样，政治领导人作为政务官，将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他的政治权力的得与失，都不会危机个人和家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样的执政党成员执政与否，也不会危及个人及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政权的更迭和平进行，不可能有流血和相互残杀和屠杀，而且政权的真正主人是民众，民众决定政权的组成及其更迭。因此民众不可能是没有参与权和发言权的受伤害、受盘剥和剥削的群体，也不可能有内战和内乱之忧。在这样的政治制度环境下，政权的制度结构是内生稳定的，有弹性的，有反应能力和及时纠错能力的，是可持续的。他打破了政权必须是专制统治，政权更迭必须要经过流血和暴力，政权统治存在周期律的神话，创造政权可以是民主的，政权更迭可以和平有序进行，法治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和平、安全、有逻辑、符合人类常识的政治治理可以永续的奇迹。
通过对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对比研究，无论是专制政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国家的对比，还是政治变革国家变革前的专制政治和变革后的民主政治的比较，穆巴拉克都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判断二者政体的优劣。知道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优劣是一回事，知道怎样和平地从独裁政治变革为民主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是另一门学问，这同样需要大智慧和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和勇气。苏联、东欧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变革则提供了现实的案例供穆巴拉克借鉴和思考。以苏联为例，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改革的理想目标，而是立足苏联的现实困境，面对外部欧美国家的竞争压力，主动寻求改革的。他的改革起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他最终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推进。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起点是公开化，透明化，多一点光亮，让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见光，让谎言和邪恶也见光，让国民来思考，来反思。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最关键的一步改革。没有这些举措，苏联的大清洗——一年杀死近70万（官方档案数据）的罪恶事件就不可能曝光，斯大林下令杀死2.2万名手无寸铁的投降的波兰被俘军官，却诬陷别国所为的暴行就不可能曝光，列宁、斯大林对地主、富农、工人、和少数民族的流放、屠杀和迫害就不可能曝光，对国民的财产、生命和人权的侵犯和剥夺就不可能见光，苏联的暴政和苦难就不可能被苏联的国民公开地、在各种层次和各个级别的媒体、研讨会中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苏联的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在毒害几代青少年就不可能被社会大众所知情，就不可能被重新改写。正是对历史的公开化反思、讨论和研究，使得国民对苏联极权政治的认识更为清楚，人们对这种极权政治的反人类性，残酷暴力和血腥性认识更为清楚，认识到这种政体是人类文明的敌人。正是越来越多的人基于这种认识，才有了后来独联体对这种政体的抛弃。要知道，如果没有公开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苏联极权政体的本性就不可能被绝大多数公众所认识，所知情。在公众受蒙蔽的情况下，即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只要绝大多数党员、国民认同苏联这种政体，那么忠于极权政体的国民和党员会捍卫这个政权。特别是苏联军队的高层、中层和底层有无数的军官都是苏联共产党员，他们掌握有枪，有军队，很容易使国家陷入极权政体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内乱和内战。但是，苏联避免了这样的内战和大量无辜生命的牺牲。我相信，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和苏联共产党员对苏联极权政体性质的认识和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权的危害的深刻认识，那么，苏联的解体不可能会这么平和，很可能会是今天利比亚局势的预演。苏联的内战就不是利比亚那么简单，苏联可是一个拥有人口几亿，民族众多、军队和核武器众多的国家，它的的内乱和内战影响的可能不仅是苏联，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都会产生影响。
正是对苏联各级政府和共产党党组织的政策和活动的公开性，使得人们知道政治权力有少数人控制和决策的可怕后果的深刻反思，才有了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从从国家的权力顶峰回归到需要选民来决定其命运和地位，最高苏维埃成为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是有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总统，而不是总书记。当然，只要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被选为总统，一般情况下这个党员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
这样的政治改革使得苏联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革前是总书记——苏联共产党——政府——国民这样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总书记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权力来源，底层是受上层和最高层的统治的。变革后的权力结构是国民——最高苏维埃——执政党和总统这样的从高到低的结构。有没有可操作性，至少这样的变革还原了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
由此可知，穆巴拉克所处的时代、世界环境和政治学知识水准都足以让穆巴拉克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同时也是使自己、自己所代表的政党、政府和国家永远实现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看来，知识缺乏和观念陈旧不是穆巴拉克拖延改革的理由。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