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4日，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最后结果：马6891139票，蔡6093578票，宋369588票，投票率74%。”根据这个资料的数据计算，2012年台湾地区放弃投票的人数为4692053人。弃权票加上支持蔡英文和宋楚瑜的选票总计达到11155219张，也就是说未明确表态支持马英九的选民占到了61.81%，而明确表态支持马英九的选民仅占38.19%。马英九赢得了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但是他的支持者在选民中确实少数，不到40%。怎么看待全体选民的少数人支持马英九而获胜这一现象呢？

经常有台湾领导人讲话说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看来这个说法是欠妥当的。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到台湾23224912人口中，没有选举权资格的人数为5178554人，根据相关法律主要是未满20岁和在台居住未满半年者。这500多万人连选举资格都没有，怎么能说代表他们呢？因此，准确地说是代表全体台湾地区选民。这次马英九选举获胜也是一样，不能说能够代表没有投票权的500多万的人的意愿，只有可能说代表全体选民的意愿。

其实，马英九连全体选民的意愿也无法代表。在竞选投票中，明确表示认可和支持您马英九竞选主张的选民仅占全体选民的38.19%，那些弃权和投票其他竞选者的选民您能代表吗？肯定不能。因此，更加准确地说法就是竞选获胜者马英九代表了投马英九票的这部分选民。但这部分选民是全体选民的少数，更是全台湾人的少数，可以这么讲马英九的获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获胜，马英九就是这少数人意愿的代表。从这个角度讲，民主政治本质上讲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由此看来马英九的获胜本质上讲是少数对多数的胜利。

虽然马英九的支持者在总选民中是少数，却当选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如果马英九的政策糟糕，或者政策执行不力给台湾民众，特别是未投票的选民带来重大的利益损害，马英九会在4年后被选民抛弃的。四年后，即使现在马英九的支持者全部支持马英九，只要未投马英九票的全体选民集体明确投票，马英九一定会被拉下马。其实马英九在任职的的4年内，只要违反相关法律，比如贪腐、滥用授权，侦察属实的话，他就会在任上被解除公职，还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少数人的支持不等于马英九就一定要为他的支持者谋私利，除非他想坐牢、想成为全台湾人唾骂的罪人、想置国民党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声誉于死地。

马英九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绝对权力。他的总统行政权要受到立法院的监督，他的行政权的违法行为的指控和裁决要受到检控机关的指控和法院的独立审判，因为这些部门不坚持国民党的领导不会违反基本原则，相反不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才是这些立法、司法、检查机关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依据社会公众授权，独立行使职责。有了这些不受马英九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控制的机构，马英九显失公平的政策和行为会受到弹劾和追究，他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不可能做出违背常识的显失公正的为其党派和支持者牟利的政策行为。

新闻媒体不受执政的国民党控制，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党军，而是国家的军队，都使得马英九的违规行为随时有可能曝光，使得马英九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凭借拥有军队、使用暴力耍横、耍无赖、耍流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由此看来，在由选民主权的立法、司法、检控机关、军队、新闻、和选举等制度安排的有效运转下，依靠全体选民中的38.19%的支持而上台的马英九不可能成为少数人的利益工具，他只有代表全体选民、进而全体台湾地区民众的共同利益才有前途和出路。

官是什么？“有一次当时英国首相威廉·庇德(Sir William Pitt)邀请斯密赴宴,当斯密来到时,大家全体起立,等到斯密坐下后,他们才坐下,并说他们都是斯密的“学生”(scholars)。”[1]这说明在包括首相在内的英国官员心中，作为学者、思想家的亚当斯密是神圣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自己手中的权力反而逊色得多。

1902年去世的阿克顿勋爵是当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说：“记住，在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的地方，由具有匪徒心理的人掌控这些集中的权力实在太频繁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论断。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伟人几乎总是坏蛋。”[2]我写过一篇文章——《伟大的阿克顿勋爵》，表达我对他的敬重。

我在想，阿克顿勋爵，您好荣幸哦。你当时是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您这样贬损执掌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当时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没有把您关起来，甚至要了您的性命。您依然是令人敬重的博学的历史学教授。这说明在阿克顿时代，在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心中，权力是不能用来对付学者和思想家的，哪怕他们的学说暴露和冒犯了掌权者。

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写过一本书——《政府论》。这本书“是对罗伯特·费尔默爵士的《先祖论即论国王之自然权》的反驳。洛克极力并有效地驳斥了费尔默的君权神授的主张。[3]”君权神授论，简言之，就是做君主是上天的安排。君主统治国家是历史的必然，上帝的旨意。洛克在《政府论》中专门驳斥君主的统治权只能由君主来行使，君权来源于神权和父权的思想是荒谬绝伦的。洛克的这些话已经违反了一项基本原则——在英国必须坚持国王的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你不认同君权神授，你就违反了一项基本原则——反对国王的政治领导。但是洛克就是要反对国王的政治领导。洛克并没有因为反对国王的政治领导而失掉饭碗、自由和生命，相反还有很多人认同和支持他的思想。

洛克的案例说明在英国，即使一个学者、思想家创作反对执政的国王等政治势力的思想或学说，也没有因此就惨遭迫害。

上述3个案例分析表明，在英国的历史上，学者、思想家的地位是崇高的，受人尊重的，特别是受到政治人物的尊重。相反政治人物并没有因为手握重权而不可一世、妄自尊大、唯我独尊，蔑视有知识、有见识的学者和思想者，以自己的无知、无畏、无耻而荣幸。为什么上述这些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学者？一方面，他们有非常优秀的天赋和自己的勤奋，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环境也给了他天才得以发挥的条件和土壤。只有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遵从常识和公理，敬重知识和思想，崇拜有见识的人，畏惧权力滥用的恶果和危害，才可能有学者和思想家伟大智慧和真知灼见的诞生和传播。

[1] 朱绍文，《亚当.斯密的时代与课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fe4c830100knim.html。

[2] 杨绍政：《伟大的阿克顿勋爵》，http://web.cenet.org.cn/web/yszheng/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119971&detail=2。

[3]来源于 http://baike.baidu.com/view/51406.htm。

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行为选择。但是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下，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约束时，选择行为还是不完全一样。这又怎么解释呢？

例如，蒋经国统治的台湾地区当时是家天下加党天下。他继承他父亲的政治遗产，成为了台湾的独裁者。但就是这样一个独裁者，他甘愿放弃国民党在台湾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甘愿放弃蒋家人对台湾政权的家族统治，公开承诺他的后代不再参政，台湾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来竞争台湾地区的执政权，最终建成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政府。蒋经国打破了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天生不配享有政治民主的荒唐论断。

但是，同样是在独裁统治下，比如卡扎菲，又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民众向他的独裁政府进行和平示威、抗议的时候，他命令忠于他的军队拿着冲锋枪，用武装直升飞机和迫击炮去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

请问同样是在独裁体制下，为什么蒋经国和卡扎菲的差距就这么大呢？这两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

前段时间我讲到有什么样的规则就有什么样的个人行为选择。根据这个判断，在独裁政治的制度规则下，独裁者一般都会想着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因为放弃独裁统治就是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但还是有反例。比如说蒋经国，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蒋经国主动放弃独裁统治的事实证伪了经济学的追求个人利益最优化是个人行为选择的假说。如果蒋经国选择他短期利益的话，他就会让他的儿子做台湾的领导人，然后是他的孙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让蒋家人垄断台湾地区的政治权力，还是可以让国民党来永远统治台湾的。这样就可以不给民进党任何竞争执政权的机会。你民进党要组党，我国民党就不让你组。我们国民党执政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你民进党要组党，没经过我国民党的同意，那就是非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台湾的垄断政治永远不可能被放弃，除非国民党垮台，被消灭。由此看来，我们讲特定制度约束下理性个人的行为选择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其实还是有例外的。

再看另外的例子。你们知道斯大林在我小时候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吗？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我们小时候教室里就有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毛主席以及华主席的画像。现在斯大林在我们心目中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形象呢？其它不讲，公开的，有事实作支撑的一个史实——在1940年，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下令把被俘的2.2万名手无寸铁的波兰军官秘密杀害。后来德国控制了这块掩埋波兰冤魂之地后，发现了很多的尸骨。于是把苏联人杀害很多波兰人的这个新闻报道出去。当时苏联外交部马上辟谣，说这是德国人无耻的陷害。4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应波兰政府的请求，组成调查团，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调查。调查结论是杀害这些被俘波兰军官的是斯大林，是他下的命令。那之前苏联政府说德国政府是在无耻地陷害苏联政府，但后来戈尔巴乔夫的调查结论证明当时苏联的斯大林政府是无耻的。另外还有一个事例。苏联在1937-1938年，确实进行过大清洗，血腥屠杀。杀了多少人呢？有68.2万人，很多都是苏联高级官员（好多是元帅，将军等）。这些是谁披露的？你们可以去查一本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在书中，戈尔巴乔夫在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还未垮台的时候将那些事实讲给齐奥塞斯库听，齐奥赛斯库哑口无言。一年时间枪杀68.2万人的史实，是苏联公开的档案。就是说苏联官方自己承认的一年多时间就杀害了68.2万人。其它的我不敢乱讲，就我知道的确凿的证据，就凭这两个事件，请问斯大林他还是不是个伟人？如果你们知道这两个史料确实是真的，不是别人嫁祸斯大林的，那么你们说斯大林还是不是个伟人呢？还是不是我们原来心目中的伟人？请问是不是？请问他是不是个侩子手？是不是个屠夫？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我没说苏联是专制统治。其实说也没关系。苏联人也承认了这段历史事实。只要我不说中国共产党是专制统治就行了。同样是那个体制，戈尔巴乔夫和斯大林一样，也是那个体制下的总书记，最高领导人，但为什么他就可以不昧着良心干事，至少没有残杀无辜的人。他在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期提出了让历史和现实多一点光亮，历史上的事情、现实生活中的真相要让人们知道。高级领导人的讲话再也不是先录音录好后，再进行修改，而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正是这样，人们知道了苏联历史和现实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你们想一下，当人们知道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后，常识就会让他们知道是非对错、正义和罪恶。那你们想一下假如人们不知道苏联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会怎么样？我跟你讲，不知道的话，即使戈尔巴乔夫1992年要解散苏联共产党，苏联民众要是不知道这些真相，真的认为苏联共产党非常正义，那么至少苏联军队中的部分元帅、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普通士兵就不会答应解散苏联共产党。很多党员绝对会捍卫苏联共产党这个组织。军方和民众要捍卫被苏联最高领导人解散的苏联共产党，结果会是什么呢？必然会是内战。而内战的结局是什么？这么多的核武器，不仅对苏联，对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可是事实上，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解散了1500万人这么大的苏联共产党政党组织，随后几乎是风平浪静。没有苏联民众对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了解和充分认识，绝对不可能如此平和地解散这么大的政党组织。

同样的制度环境，都是继承前任，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的人，他的行为却是截然相反的。个人的认知能力，个人的良知，个人的道德感会有差异。所以说经济学蛮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它有反例。我的意思就是说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证伪了我们前一堂课讲的有什么样的制度规则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行为选择，我们说一个人在非常坏的制度环境下，他必然行恶，行恶对他最有利。但是在坏的制度环境下也有人不去行恶，他不随大流。前面就举了两个例子。那你们再想一下，那个卡扎菲和穆巴拉克，不知道你们关注没有？你看两个人都是独裁者，但是穆巴拉克行事方式却和卡扎菲完全不一样。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治体，掌握乾坤的人，有些时候即使在相同的处境下，他们的选择却完全不一样。有人又讲，金日成把独裁位置传给他儿子，他儿子再传给他的孙子，这肯定是家天下，党天下，对不对？为什么同样是这个情况，蒋经国就可以走出来呢？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吗？我讲话的意思是我们前面讲的制度规则约束下，肯定有人的行为选择。

坏的制度下人们会产生坏的行为选择，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但也还有非同常人的行为选择，有反例。这就是经济学人值得思考的地方。

彭德怀，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曾经“提议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和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而被打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为彭德怀仗义执言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国防部的黄克诚等也被强加为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请问彭德怀的上述发言是不是在凭良心说话和做事？凭良心说真话最后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后，在彭德怀的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自己凭良心做事所受的不白之冤能够平反和昭雪。站在事实和真相一边，凭着良心认同彭德怀发言的张闻天等人被强加反党罪名，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也没有看到了真相大白和不白之冤的洗清之日，含冤离世。

只要我们认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是中国当时的大实情，大真话，是在凭良心说话和做事情，那么那些打击、陷害凭良心说真话的人就没有凭良心做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参会人员中，除了认同彭德怀发言而被批评和批斗的人员外，在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上，在凭自己的良心做事吗？只要彭德怀的发言是大实话，那么那些使用暴力语言、诬陷讲真话人士的人们，包括对野蛮行为纵容和默许的人们都是没有凭良心做事的。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能够良心发现，是会受到良心谴责的。

对于那些打击、迫害以及对打击迫害持纵容和默许态度的庐山会议参会者的态度，庐山会议参与者之一的周恩来总理1966年有过令人震惊的讲话：“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凭良心讲真话的彭德怀反而还激起了公愤，而且还臭得远。这就是当时时代对待凭良心做事的人的态度。很有意思的是被周恩来批判过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而被周恩来捧得很高的江青等人文革后反而被作为四人帮成员遭到抓捕。前期被周恩来总理捧得很高的林彪、叶群在9.13事件后又被周恩来狠狠地批判。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出事后狠狠地批判当事人，但是在这些当事人出事之前一般很少见到他对这些人的批判。给人的感觉是您不知道他在被批判者出事后的批判是凭着良心做事呢，还是被批判者出事前的不批判是凭良心做事？就是这个周总理，他是在总理的职位上逝世的，社会公众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上学时学习过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等课文赞美周恩来人格高尚、受人民敬爱和拥护。

那些打击、迫害以及纵容和默许打击彭德怀等人说真话的庐山会议参会者后来的人生命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基本上没有受过任何冲击，在各自的高级领导人职位上直到生命终止。另一类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林彪、康生、陈伯达、贺龙、陈毅等人步彭德怀等人的后尘，蒙受不白之冤、有口难辩，屈辱度日，许多直到生命的终结。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刘少奇主席，当红卫兵折磨他时，他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抢过宪法本，踩在脚下。这个时候，刘少奇主席应该是在凭良心说话——自己应该受宪法保护。可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怎么就不能凭良心说出彭德怀等人发言无罪，他们的言论应该受宪法保护呢？就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凭良心讲真话被如此野蛮对待，令人同情，可是“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的时候您们又在哪里？为什么不站出来凭良心做事，指出这些运动后果的严重性呢？

镇反运动，毛泽东主席亲自承认的被处死的人数，一个是在运动末期，71.2万人，另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上，100万。杀死这100万反革命分子时，没有刑法，没有足够的律师队伍和法官队伍。请问没有法律依据，严格的法定审判程序，凭什么判了这些人的死刑的？这些人不是拿着枪和共产党、解放军对打的国民党残余武装部队和武装土匪，而是根本没有预计生命会被剥夺的手无寸铁的没有反抗和叛乱的人员。他们的被抓、被杀，合法政府应该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很遗憾，没有。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的杀人，请问是不是非法谋杀？100万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政府非法谋杀，请问他们冤不冤？他们在本质上和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被野蛮对待是不是一回事，而且是不是比彭德怀等人还惨烈？当时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过问、制止这些政府的非法谋杀行为呢？可以说那些在镇反运动中的参与者、纵容和默许者，自己后来所遭遇的来自执政党、政府、执政党领导人的任何不公正的、野蛮对待，都不值得同情，都是咎由自取，自套枷锁。彭德怀等人、民主党派、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能例外吗？

三反五反运动，打击贪污犯，毛主席指示要按照各个单位职工人数的百分比定性贪污犯，而不是根据账务数据和犯罪事实来定性。试想如果这个单位真正的贪污犯超过这个比例，那么肯定有漏网之鱼，而且即使知道是贪污犯，由于定性的贪污犯已经完成了规定的指标，也不会被定为贪污犯了。如果某个单位真正的贪污犯人数不足规定的数量，那为了完成指标，那些不是贪污犯的职工有些不就倒大霉了吗？不是贪污犯又要被强行定为贪污犯。这样的荒唐做法，对那些被冤枉的受害者来说，不也是和彭德怀等人的冤屈有异曲同工之妙吗？那个时候作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彭德怀等人不照样没有凭良心反对过这些行为吗？

反右运动，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动邀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对政府、执政党提批评意见，促进政府和执政党改进工作。可是就是这些被主动邀请、提批评意见的人们被美其名曰用“阳谋论”和“引蛇出洞”谋略暴露出来的敌对分子，被划归为“右派分子”，进行特别管制。改革开放初期仅被平反的右派分子就有50多万之众，实际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是多少未见官方统计数据。这些被打倒的几十万右派分子即使不被毛泽东和执政党邀请提批评意见，自己主动提批评意见，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当时1954年宪法已经生效。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也就是说这几十万所谓右派分子的批评政府、执政党和社会的言论受宪法保护。事实却是因为批评言论就遭受迫害的几十万人的宪法权利被剥夺和践踏。当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公开违反和践踏在自己主导下制定的宪法，作为执政党的高级领导人彭德怀等难道不明白这些做法违背基本常识？不明白这些被打倒和被迫害的几十万人是被冤枉的，是违宪的野蛮暴行？可是他们当时凭着良心做事了吗？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所有没有被归为敌对分子的人们，不是参与者，就是纵容和默许者，他们凭着良心说话和做事了吗？

由此看来，但从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彭德怀等受迫害的当事人确实值得同情，施害者确实令人憎恶。可是从更长的历史长河来看，有许多受害人曾经就是恶行的令人不齿的迫害者、纵容者或者默许者。这些人自以为可以逃过一劫，没有想到的是既然你可以不凭良心做事陷害别人或者默许别人被陷害，日后其他人不凭良心做事、来陷害你或者默许别人来陷害你也就顺理成章了。

“祝福你们，建设一个自由、法治、民主的利比亚。”可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祝福。其实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法治、自由和宪政，并不必然要通过流血把独裁者、独裁政党、独裁政府推翻、打碎。还有更好的、代价更低的实现独裁政府转变为民选、宪政政府的选择。台湾就是成本更低的好榜样。台湾政治转型中没有流血、没有无数人宝贵生命的丧失。实现民主、宪政后，独裁者、独裁政党和独裁政府及其成员、子孙后代没有被消灭，没有被迫害。独裁政治的加害者和被加害者实现了和解和谅解，根绝了政权执掌者依靠武力和力气大耍横、不讲道理和逻辑、满口胡言乱语的野蛮政治，让政府真正成了民选、民治、民有和民享的政府，让社会真正走上了和谐，理性、有序和可持续发展，让政治体从根本上避免了由于内部暴乱而导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让和平竞争政权的模式取代消灭竞争对手、暴力抢夺政权和暴力维持政权的模式，实现了政权民有，公权力被关进宪法等政治制度的铁笼子，控制其恶，利用其善、为公众、社会和国家服务的目标。台湾成功经验的根本原因是独裁政党、独裁政府、家族统治的独裁头子蒋经国敢于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最后两年里主动弃恶从善，回头是岸，以牺牲自己家族、自己党派的政治垄断利益为代价，解除党禁、报禁和军队非党化，成就台湾全民的利益，从而使台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宪政的社会。没有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蒋经国，就没有台湾的民主政治，以他的重病缠身，生命垂危，蒋经国完全可以以维持稳定为托词，不负责任地将难题推给后人。问题是后人中能不能出现类似的蒋经国，却是个未知数。当后继者出的不是蒋经国，而是卡扎菲时，台湾的路径可就变为利比亚的路径了，无数宝贵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生命将死于独裁者的枪炮之下。

每天您看不到揪心的新闻才可怕呢。您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前，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份，哪里有揪心的饿死人的新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刑法，没有足够的法官队伍和律师队伍，毛主席亲口承认的枪毙人数是71.2万人（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是100万），老百姓也没有听到这些揪心的新闻，反而听到的是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反右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通过最高领导定“坏分子”占单位人数的比例，根本就不是依据法律行事，多少冤屈者、多少辛酸泪，可是老百姓也没有听到这些揪心的新闻，听到的还是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时期，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收听国外电台是敌台，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因为没有执行最高指示，因为是地富反坏右而惨遭侮辱、批斗、殴打、入狱、甚至失去生命，可是老百姓也没有看到揪心的新闻呀，听到的新闻都是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搞一次，还要搞几次。由此看来，您听不到揪心的新闻才恐怖呢，能够几乎每天听到揪心的新闻是时代的伟大进步。当然我们的理想是所有揪心新闻都能听得到，现实世界中揪心的新闻会越来越少。附：||Gwen：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些让人揪心的新闻呢？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里？微讯-24小时播报：Xinhua, August 14, 2011：Thousands of residents in northeast China’s port city of Dalian held a protest Sunday morning in front of the city’s government offices to demand the relocation of a local chemical plant over fears of toxic chemical leaks.链接：http://url.cn/15aNWA

赣县县委书记温庆锋就赣县企业施工碾死阻挠村民表示道歉？县委书记有什么资格来来向公众道歉。赣县公共权力的行使机构是赣县县政府，责任人是县长。赣县县长是赣县人民通过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接受赣县民众的委托负责当地公共权力的行使。出了事情县长应该是最大的责任人，应该由县长出来道歉，由县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对事故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县长是否失职？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失职责任？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对碾死人的案件尽忠职守地做出各自职责范围内工作，对当事各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道义负责。县委书记如果没有担任公共权力部门的公职，是依据什么来道歉的？赣县人民没有委托县委书记任何职责，县委书记为什么要抓屎糊自己的头？没有担任政府公职的县委书记行使的仅仅是执政党党内的党务管理职责，是执政党的私事，与公权力的行使有何关系？问题的关键是，与公权力毫无相干的县委书记为什么要越俎代庖，主动承担公权力行使中的过错，向公众道歉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与公权力授权毫无关联的县委书记领导了赣县人民的受托人——县长。人民选举县长，委托县长做事，县长却主要是向县委书记负责，人民又与县委书记无直接的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由此看来赣县县委书记公开道歉是高风亮节，他的职位是党内委任，与公众何干？由此看来这个县委书记真的是关心他人。只是有的民众总是不解风情，弱弱地问一句，不该你关心的事情瞎操心，狗撵耗子，多管闲事，管了别人的闲事，别人又干什么？别人的权责被你担了，那别人担什么权责呢？别人的权责是与委托人约定的，第三者插足岂不乱了基本的规矩？看来合乎逻辑和基本常识在某些环境下真不容易。

张三请李四做保姆，李四归王五领导。保姆失职，王五向张三道歉。张三说，我没有请你，你道哪门子歉？要道歉也是保姆——李四呀。我与李四的约定中没有说李四来我家做家务需要你王五来指挥和领导呀。这就是生活中的基本常识。

奥巴马先生，您对南苏丹共和国在2011年7月9日成立很自豪？您认为南苏丹的全民公投就可以使南北苏丹分裂合法？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利坚合众国早就分裂为众多的小国家了。在美国宪法诞生之前，美国的13个州不是一个联邦共和国，而是各帮（国）的联盟。即使对美国宪法是否生效的投票也不是全民公投，何况在妇女、黑人等没有投票权，许多人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放弃投票的情况下，许多州也仅以微弱多数承认宪法，更何况还有州在生效前始终没有承认宪法。要是按照苏丹那样的做法，让不承认宪法的州进行全民公决，肯定的，这些州将不会认可联邦共和国。同样，如果举行全民公决，假如黑人、妇女都有选举权，美国宪法也不一定就能被认可，联邦共和国不一定能建立。同样，如果按苏丹的做法，那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就是合法的。即使在南部各州按照当时的惯例，进行除黑人、妇女、儿童以外的全民公决，南部各州成立一个国家应该没有悬念。美国人知道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联邦党人文集》就是明证，也知道简单的全民公决不可能有明智、理性和远见的结果，为什么要在世界其他地方认可美国在国内从不使用的全民公决呢？南苏丹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不是南苏丹全民公投说了算，而是全民认可的代议制决定的宪法说了算，如果宪法规定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不许可的，那么南苏丹的做法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叛乱和违宪，将受到镇压和制止。

我听到的不只是中国是中国人的母亲。我听到的还有“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共产党象歌唱者的母亲一样亲。不仅如此，歌唱者对共产党的情比亲生母亲还亲，母亲只是生了他们的身体，但是亲生母亲的光辉没有照在他们心中，照在他们心中是共产党的光辉。毛主席比歌唱者的爹和妈还要亲。共产党象歌唱者的母亲一样亲，毛主席比歌唱者的爹妈还要亲，那也就是说，在歌唱者眼里，毛主席比共产党还要亲。可是毛主席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歌唱者们是人民中的成员，是主人，主人花钱请仆人或保姆干活，主人还得天天歌颂仆人，并且认为仆人象主人的母亲一样亲，比主人的爹妈还要亲。这哪里还是仆人，你会把和你爹妈一样亲、比你爹妈还要亲的人请来当你的下人吗？你至少会把他们象你的父母一样来孝敬哟。当主人——人民把仆人——执政党及其领袖至少象主人的父母一样孝敬时，主人变成了仆人十足的子民，现代公民社会公民主权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仆人主权、主人变成龟孙子也就见惯不惊了。

说得对极了。国家是由所有国民组成的政治体。在国家中，国民是主人，国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免受他人或组织侵犯。保护财产权和人权以及预防外敌侵略等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组建政府。政府是全体国民的代理人，是国民的保姆。政党是政见相同的人以竞争执政权为目标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未担任政府公职的任何政党成员的工资不得由纳税人负担，否则就是盗窃公共财产。执政党的党务活动经费不得由纳税人负担，否则就是执政党盗窃公共财产。政党能不能组阁政府取得执政权，完全由全体国民及代议机构说了算，而不是凭借武力和力气大说了算。国家的军队不是执政党的私有武装，不是党军，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抵御外敌入侵的武装力量。军队忠于的是国家和国民，而不是某一个政党团体。任何在这些问题上相反的说法都是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违反最基本的常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一己私利，一小伙集团的私利去损害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也会危害自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