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象杨绍政教授那样的行为具有可持续性吗

贵州大学一位老师曾经给我讲,她从贵阳来贵大花溪校区上课,所得的课时费连油钱都不够支付,更不用说其它了。当然她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课时费之低,连各种成本开销都不足以抵消,怎么谈得上对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老师高素质劳动的尊重呢?

面对这种情况,老师的行为选择只有两类,一类就是适应环境,根据周围环境的导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另一类就是呼吁并进行改革,提高老师的课酬,以尊重老师的人力资本。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既然课酬不足以尊重高素质人力资本老师的经济价值,老师的聪明选择就是尽量少上课。如果说老师必须要上一定的课时,那他会倾向于上最低的规定课时。曾经有一个博士就讲过,除了规定的任务,她不会多上一节课。

既然给研究生上课教授是35元/学时,而给本科上课是50元/学时,同等情况下倾向于少上研究生的课,多少本科的课。如果是导师,研究生的课必须上,那么就尽可能上最低的规定数。当然这是建立在严格管理、老师上课不能缺课的情况下。

如果给本科生上课管理很严,而给研究生上课管理非常松散。授课的老师只上1/4、1/3或者1/2的规定课时与全部上满课时的情况在学校的管理系统是一样对待的,那么不谈质量,仅谈出勤时间,敬业老师的实际课酬是35元每课时,而其他老师的实际课酬就是70元、105元或者140元每小时。给研究生上课严重缩水的老师聪明的选择就是多给研究生上课,课上得越多,他们逃的课就越多,实际课酬就越高,单位工资就越高。

如果其他人上课出勤都严重不足,而有一位老师不仅上课出全勤,反而还要使用英文教材、全英文板书、数学推导,英文考试来认真上课,严格要求学生。这样的授课,准备时间是课堂时间的8—10倍,而出勤都严重不足的人,他们会有多少准备上课的时间?就以我曾经上过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为例,就以投入为例,我是教授,35元/小时,54学时,我的课酬是1890元(含税),另一位副院长、副教授是30元/小时,54学时,他的课酬是1620元。但是他实际只上了5次课,以每次上3节课计算,他只上了15节课。我就假设他实际上了18节总课时,为应上课时的1/3。这样他实际的单位课课酬就是90元/小时。如果把所有的备课时间和上课时间总计起来,假设这位副院长的准备时间为授课时数的1倍。因为他的课是让学生讲,自己花很少的时间来点评。这样杨绍政教授的总投入时间是540小时(备课时间假设为授课时间的9倍),总课酬是1890元,单位时间的课酬为3.5元/小时。而副院长的总投入时间36小时,总课酬是1620元,单位时间的课酬为45元/小时。上完同一门课,杨绍政教授表面上比这个是副教授的副院长的单位课酬高5元,但是实际上,以总投入时间来核算,这位副院长单位投入时间的报酬大约是杨绍政教授的13倍。

这样大的实际单位报酬的差距,对杨绍政教授来讲,唯一的安慰就是没有误人子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自己是在尽忠职守。可是缩减课时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有良心的不安,不是照样好好的,而且还顺风顺水吗?

请问一个趋利避害的普通老师,愿意仿效两位老师中哪一位老师的行为选择?象杨绍政教授那样的行为具有可持续性吗?杨绍政教授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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