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7日贵大杨绍政教授事件中,有网友提及没有学院老师主动站出来和我一起维护公平正义的情况。我也是老师,现身说法,我为学院这些老师说句公道话——请理解他们的苦衷和选择。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记得几年前,贵大经济学院一个副教授对我讲,杨博士,学院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讲,但是绝大部分老师不可以讲。我问为什么?他说,您讲了,如果领导要报复您,您是博士,教授,大不了离开贵州大学,再换一家单位。可是,绝大部分老师能够轻易换单位,离开贵大吗?他们离不开贵大,所以在遇到个人、学院和学校的不公事情时,只能忍耐和沉默。如果发声,被领导报复时,他们怎么办?怎么保护自己?
我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说真话,做实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2006年来到贵大开始,我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培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6年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成功,我起草培养方案,力主将《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纳入培养方案。当时的院领导担心没有师资,我主动请缨,承担《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授课任务。至于《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老师,我的意见可以先请国内上得好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授来授课,同时培养一些有前途的老师,还可以引进一些可以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优秀博士,师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贵大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各二级点培养的硕士必须要有高起点,要有一大批毕业生能够有能力进入国内名校读博士,其余毕业就业的硕士也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和功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高级微观经济学》2006年开始由我主讲授课。全年级经济类研究生的《中级微观经济学》由我主讲。在给学生讲课和与我指导的研究生的交流中,我得知研究生的很多课程,老师仅上一半,或者1/3。更有甚者,据说有一门课,一节课都没有上,任课老师给学生打一个成绩,交到研究生科,照样算完成任务。我给学生上课,除了法定节假日放掉以外,全部上满。我上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英文教材,全英文板书,数学推理证明,连课后作业都要评讲。我上这样的课,课前准备的时间是相当大的,准备时间是上课时间的8—10倍。不讲准备时间,就讲上课的出勤时间,我的实际课时是别人的2——3倍,如果把课前准备和上课质量考虑进去,我单位质量单位课时与别人的差距将可能扩大到几十倍。这样按照实际出勤时间计算,别人单位课酬是我的2-3倍,按照同等质量计算,别人单位课酬是我的几十倍。这样的管理和实际报酬激励,是在变相惩罚我的敬业和踏实认真工作,奖励偷奸耍滑的行为。当我把这些问题在研究生科给我安排课时提出来后,没有得到相关领导的回应,不正视我提出的问题,反而不给我上《高级微观经济学》了。安排另一位另外学院的副院长去上,结果,我指导的研究生告诉我,54节课,仅上了5次,第一次讲方法和安排,后四次让学生去讲,老师点评。我的天,《高级微观经济学》是可以这样讲下去的吗?而且上课时间连1/3都不到。国内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行告诉我,有这样的授课法吗?这样的搞法,我的心在流血。
本科学生的毕业实习和论文指导,我指导的学生必须去做调研,根据调研材料,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结合调研材料写出毕业论文。我和学生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是连学生做调研的学校补助的经费都得不到。我来贵大第一次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学生居然不听从我的安排,说很多学生都是剪刀加浆糊几天就搞定了毕业论文。可是在我这里不行了。当学生真正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以后,看到自己的成果时,他们又很欣慰。就是这个毕业实习和论文指导,学院一年的总经费是20万左右,可是它的使用效果呢?真正做调研的学生拿不到一分钱,更不说我花费的指导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与别人的差距那又是至少几倍,我的劳动得到尊重了吗?认真指导学生,结果变成了老师自己整自己和自己所带的学生;不认真指导,又违背自己的良心。不参与指导,又意味着被这个大环境逆向淘汰。真的揪心呀。当您提出其中的问题,领导就认为您在找茬。
这样类似的事例太多了。
好了,领导想到的不是改进工作流程,制定有利于优秀人才发挥才干和努力工作的薪酬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是拼命地将敢于讲真话,看到问题症结所在、努力工作的人排挤出各种工作平台,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人提出学院管理中的问题,就可以掩耳盗铃,没有问题,形势一片大好了。
于是我提出各种问题和建议后,我居然成了精神有问题的人了,给研究生授课不行了,带研究生不行了,本科毕业论文也没有指导了,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不能参加了,学位委员会也因为提意见而不能参加了,研究生统考的命题、推免研究生、研究生的面试、中期检查等各个培养环节都几乎全部给取消了。
我和院领导去沟通,他敷衍您,拖时间,不了了之。这居然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稳重。
我是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的引进人才,博士,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的获得者,《高级微观经济学》英文授课的讲授者,请问,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类学科的所有老师中,能够全部达到我上面条件的老师还有没有?如果有,有几人?连这样的老师领导都敢来搞,来伤害,那么其他的老师,只要他们想伤害,他们敢不敢伤害?明摆着的棋,这些老师敢不敢公开站出来支持我?只要他们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就不能站出来公开支持我。站出来,就意味着会变为第二个杨绍政,而且比杨绍政还要惨得多。
更何况人不是神仙,既然所处环境不是按照基于公平正义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管理和治理,那么独断专横的领导手中就有很多的利益、好处和甜头的诱惑,也有报复和整治自己不满意下属的利器。只要不想挨整,想获得领导手中的好处,大多数人是选择支持仅有道义的杨绍政教授,还是决定他们利害攸关的院领导呢?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工没有迎合领导的意图,在由极个别老师鼓动、少数人迎合并获得院领导同意的举手表决中,没有举手赞成剥夺杨绍政教授提问和请求院领导解释等发言的权利。这本身就是在特定环境下难能可贵的表现和态度,不能再苛求了。
我在想,即使是院领导的失误和过错,只要真心改过认错,难道就不能被宽恕吗?我的意见照样要宽恕,而且还要更好的尊重和爱护他们。因为人无完人,能真心悔过改错那也是不简单的呀。也不能太苛求和报复,而播下仇恨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