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河北80后高三教师服毒自杀，称工资月光活着太累”的文章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可能我也是老师的缘故吧，兔死狐悲，再加上对教育行业比较熟悉，特别有感触。
赵鹏老师今年享年30岁，英年早逝。作为河北馆陶县最好中学的高三骨干教师，表面的死因是工资卡上少发了500元钱和没有领到被奖励的一部手提电脑。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包括赵鹏在内的所有老师都不是自己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老师们的人力资本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依附物。
表面上看，包括赵鹏在内的大学、中学、小学老师的人力资本是自己所有的，但是他们能够自由使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吗？中国大陆的各级学校，几乎全部都由政府和执政党控制。执政党的党务机构要进入各级学校。对于教师录用和任职条件完全由执政党的各级党委和学校的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只要执政党控制了所有的学校，包括赵鹏在内的所有老师必须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如果不坚持，或者坚持了，说您不坚持，您也就被定性为不坚持执政党的领导了，这个学校的相关领导将这个所谓的污点计入您的档案。如果您离开这个学校，也就没有任何学校再敢录用您了。
俗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作为有一定技术要求的行业，一个人进入这个行业实际上是要投入相当大的这个行业的专有性人力资本。离开这个行业，这些专有性人力资本就大幅度贬值，或者完全丧失了。正因为这个原因，进入某一个行业的人员，要转行的话，相对比较困难。
那么一个人在同一个行业里的人力资本价值怎么体现呢？或者说得直白一点，像赵鹏老师的工资怎么确定呢？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任何一种资源有多种用途，在每一种用途上都有收益。一种资源投入一种用途后，就失去了在其他用途获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丧失掉的机会中的最高收入就是这种资源用于特定用途的机会成本。
以赵鹏老师为例，如果所有的中学是竞争性的，没有任何政府和政党控制学校，那么赵鹏的人力资本有机会进入任何中学获得收益。他进入馆陶县第一中学任教所放弃的在其他学校任教机会的最高收入就是赵鹏老师的在馆陶县第一中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只要赵鹏老师所在行业是高度竞争的，馆陶县第一中学给赵鹏老师的薪酬就不能低于其机会成本。如果低了，赵鹏老师为了使自己人力资本实现更大价值，就要进入给他更高薪酬的学校任教。如果是在竞争性的行业，馆陶县第一中学不可能克扣赵鹏老师的薪酬，赵鹏老师也不可能走投无路，只要赵鹏老师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本。
当赵鹏老师所在的行业被执政党及其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由于专有性人力资本的特性，赵鹏老师退出行业的成本非常高。同时他的人力资本一旦进入馆陶县第一中学，退出这所学校进入行业内其他学校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这个行业所有的学校几乎就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一家开的，类似于这个行业只有一家学校。那也就是说赵鹏的人力资本只有一种使用用途，除了这一种用途，别无它途。
既然这样，赵鹏在馆陶县第一中学任教的的机会成本就为零。既然赵鹏老师的人力资本在另一种用途的收入为零，理论上讲，只要馆陶县第一中学给赵鹏老师的工资高于零，赵鹏老师安心在馆陶县第一中学任教就是理性的。在机会成本失效的情况下，赵鹏老师的收入不能仅仅高于零，而是要高于能够养活他自己及二分之一个孩子的货币价值，这里我们假设赵鹏老师的妻子养活自己及二分之一的孩子。
其实在完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底线也是完全可以突破的。在1959年——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全国农民的人力资本也没有任何选择，但是每个农民的工资——这时只能用一家老小在公共食堂的食物来衡量，连自己和家人都不能养活，以至于无数人被饿死，无数家庭被灭门。
因此，在自己的人力资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或者自己的人力资本进入选择性用途的成本高得惊人的情况下，赵鹏老师要么只有忍耐馆陶县第一中学给您的任何不公和委屈；要么在学校里混日子，巴结、勾结领导和同事，通过损人利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处境；要么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觉醒，形成社会力量，让您所在的学校、行业和社会正常化，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要么就是逃避现实，选择死亡。
1、如果选择忍受不公和委屈，那么赵鹏老师就得压抑自己，在郁闷中度过自己的余生，猥琐、苟且、麻木地生活中，这又怎么不是一种活法呢？而且这样的人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少呀。以下几个案例可以认知这种情况。
几年前，我的小学启蒙老师给我讲到，四川巴中地区在补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中小学等员工的绩效工资时，中小学老师一律只补发5000元，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补发的绩效工资却远高于5000元。有一些老师去找相关的政府部门论理，表达不满，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老师就讲，既然如此，就认命吧，谁让我们不是政府、执政党等部门的人呢？他们能给我们5000元，总比一分钱不给强呀，只能这么想，心理才平衡，才想得通。
赵鹏老师所在的馆陶县发文规定公务员和中小学老师每个月增加薪酬980元，但是老师们第一个月实际只领到500元，而且只领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就没有了。只要有文件规定，老师可以说不发就不发，说克扣就克扣，没有关系的。但是，公务员、政府和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一定得每一个月增加980元，一分都不会少的。这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中小学老师的工资长期拖欠，甚至仅仅发放基本工资。但是财政再困难，却没有公务员、党政领导干部被长期拖欠工资、仅仅只发基本工资的现象发生。
还有更绝的，贵州省高校的绩效工资到2012年5月29日为止，就没有听说过。2006年到现在物价水平上涨了至少50%，老师的工资就基本上没有普遍调过。也就是说，至少我所在的贵州大学老师们的平均实际工资2012年比2006年下降了50%左右。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2011年，贵州省级部门的公务员和党政领导干部的工资上涨总工资额度的30%，连贵州省委党校所有教职工的工资都普遍上涨30%。但是作为省直单位、贵州唯一一所211大学的贵州大学，居然没有像公务员一样因为通货膨胀而加薪，以应对实际收入的下降。贵州省级党政部门想给自己所在的群体加工资，就悄悄发文，加了工资，把老师排除在外。
省里这么干，学校还不是可以模仿。笔者所在的贵州大学每一年学校内部的绩效奖励只有行政人员和党政领导才能得到（领导可以拿到3——5千元，普通行政人员可以拿到1—3千元）。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学校行政人员和党政领导的岗位津贴增加20%，老师的课时费总额增加20%，具体的课时费能不能增加，就看各个二级学院怎么给老师们核算了？这些人还不满足，就搞学术带头人呀，规则制定暗箱操作，评选过程暗箱操作，最后绝大部分学术带头人基本是校级领导和院级领导，每一个人可以得到5000——30000元不等的津贴。每一年各个部门都有几万到几十万元的行政经费，当年用不完的就充公。为了避免被充公，于是行政人员和相关领导就用各种发票去冲账，报销，也可以转化为他们的个人收入。各个二级单位有小金库的，还要给行政人员和党政领导另外发放本级单位的坐班津贴。所有的这些津贴发放都与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无任何关系。可怜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群体，平均学历最高，平均职称最高，在学校的人数最庞大，是学校发展的支撑力量，但是却成了利益受损最严重、被排挤、被边缘化和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现在贵州大学的一个副教授的工资2000元左右，教授3000元左右，连许多农民工的工资都比不上。
上述事实已经很清楚，就伤害您了，怎么了？有职有权的人自私、不要脸，又怎么啦？他们胡作非为、管理混乱、为所欲为，违法乱纪，他们支付责任和代价了吗？有谁能追究他们的责任？有谁敢追究他们的责任？
那些被伤害的老师还不是只能忍气吞声，怯懦、卑微地活着。有良心的老师只能凭良心教书，独善其身，拼命忍受自己利益和身心受损而带来的痛苦。
2、既然环境不能让我做个好人，那就做个恶人吧，或者做一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伪君子吧。做这样的人，很容易呀，而且人数特别多。既然给我的工资待遇没有尊重我的劳动，那我就减少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虽然学生培养质量下降了，那也不是我的错，这个体制造成的呀。我的精力不用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因为这样的投入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货币收入。我应该将我的精力投入投机取巧——排挤优秀的老师、资深的敬业的能力强的老师，用于讨好领导，用于在同事中拉帮结伙。所有的这些方面的投入都更容易使自己比努力工作更加能够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
在自己进行讨好、巴结和行贿领导的活动中，自己即获得了货币收益、好的人缘、领导的好印象，有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当了领导后，懂事、乖巧，又可以和主管政府及执政党的相关部门上下联动，形成一整条利益链条。机会好，还可以进一步调到政府、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只要赵鹏老师走这条路，他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且只要不东窗事发，一定为被众星捧月，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和人才。
赵鹏老师，睁开眼睛看看，在各级学校里面，乱收费、择校费等现象应该不是个案；广东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伙同各学校的校长吃校服的回扣；一些幼儿园、小学采购腐烂蔬菜为学生提供饭菜；大学教材采购吃回扣的窝案等等，太多了。
只要有了一官半职，就有您的好处。您再看看，从各级学校提拔到政府、执政党领导岗位上的人也不少呀。从东窗事发的官员中，您就可以知道当官的人有多厉害。贵州一个县管教育的副县长据说有艾滋病，立即传出有30人左右的政府女性公务员、女教师吓得赶紧体检。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几千万，房子几十套，为他提供性满足的女性公务员数不胜数，许多还在宾馆开好房等着许副市长宠幸哟。广东茂名市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在茂名市牵出的各级腐败干部300多人。罗荫国贪污数额据说是几个亿，但是在刚刚双规时，他讲，如果他都算贪官，那么，中国官场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官。这些官员在没有出事之前，个个在主席台上口若悬河，知识、见识绝对天下无双，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绝对是金口玉牙，说一不二。每一个绝对是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共产党的好儿女，好丈夫、好父亲，好领导，好下级、、、、、、太多的好了。
赵鹏老师，如果您有在天之灵，看看您所在学校的同时和领导，您所在地区的政府和执政党的领导，这一类的人您看有多少？
3、张开您智慧的眼睛，暴露荒谬和反常识，彰显正义和常识，唤醒更多的人，让整个社会变得正常，每一个人活的有尊严。如果这样，您就得承受恶势力对您的打压和迫害，势利者和蝇营狗苟者对您的中伤和伤害，您就得承受各种困难和苦难。但是只要您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良知和有认知能力的人，您一定虽苦犹荣，一定是邪恶势力的天地，正义和人类文明的人间天使。
看看下面这些人的言行，您就一定知道生命的道义和价值是什么？作为大学老师的刘晓波，因为言论和政见被关进大牢。余杰因为言论和写作被国安毒打，最后被逼走美国避难。中国政法大学老师萧瀚遭国安戴黑头套绑架过。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海外学术活动的自由被限制过，江天勇律师、李庄律师、高智晟律师等的人身自由和安全被威胁过，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人身自由被长期非法限制、最后被逼走美国大使馆避难等等。
没有这些人的遭遇，我们一定不会相信在21世纪的中国会有人因为言论获罪，会因为政见不同而获罪，会因为维护受害人的法定权益而失去自由，会因为坚守正义和良心而长期被黑恶势力糟蹋并且没有任何讨还公道的希望？
没有这些人的遭遇，我们一定不会相信践行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是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吗，揭露、调查各级政府和执政党官员的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和祸害百姓的正义行为会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吗?
没有这些人的遭遇，我们一定不会相信手握几百万军队、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会和手无缚鸡之力、仅仅只有一支笔的几个知识分子过不去吗？我们会相信这些文弱的书生被长期跟踪、监视和毒打吗？我们会相信国家安全局的重要职责就是对付那些异见知识分子吗？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有说真话的权利。因为我们无知，干了蠢事和傻事，可以原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真相，面对邪恶势力，却没有勇气坚持真相和正义，那么我们要么是孬种，要么是没有良知的人，要么是恶势力的帮凶或者本身就是恶势力团伙中的一员。一定要记住，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下，即使是恶势力成员也不会永远有安全，不会有永远的赢家。
4、不想行恶，不想忍耐，也不想招惹恶势力，那么，人间的生活对您而言就是痛苦和苦难，当您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死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看看下面这些历史上的精英人物的选择吧。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傅其芳，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当整个社会疯狂了，癫狂了，个人不想同流合污，生不如死的时候，选择冰清玉洁地死亡，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总而言之，就整个人类来讲，或者就整个族群来讲，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忍耐可悲的，行恶是可耻的，逃避生命是可怜的，唯一可行和更好的选择就是暴露形成荒谬和反常识的制度环境，彰显合符正义和常识的制度环境，形成社会力量，至少让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正义且合符常识的社会中。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