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 公民清乐观察团的责任和道义

今天我读了《济南时报》报道的学界公民清乐观察团领衔人于建嵘研究员的观察意见后心里堵得慌。我将我的想法与于先生商榷,也供社会各界人士评判。

于先生调查后认为土地争议是钱云会事件的根源。目前网络上热议的钱云会案件的焦点是钱云会究竟是死于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我认为于先生作为观察团的领衔人的首要责任是能否弄清楚钱云会死亡的真相,这也是网民最关心、最揪心的问题。土地争议是一个问题,那不是现阶段村民、网民和社会各界最关心的问题。现在谈土地争议有淡化和掩盖主要矛盾的嫌疑。现在温州和清乐的警方明确了目前没有谋杀的证据,而村民和民间人士的爆料证据显示钱云会死于政府或者说与政府有牵连的谋杀。如果钱云会死于地方政府的谋杀,而警方又尽力掩盖,那么说明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员就是集体犯罪。这不仅要还钱云会在天之灵以公道,更要侦查谋杀钱云会的根源——土地争议中村民的公道,还事关政府的权力来源,政府权力的宪政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等政权建设问题。如果钱云会确系死于偶然的交通事故,排除谋杀可能,那么问题的重心才可能转到土地争议所引发的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解决的办法当然是依法立案,公正审判。

其实谋杀能否成立关键看目击证人、直接证据和法定程序。目击证人除了警方公布的外,还有网上出现的中巴车司机和乘客的目击过程,中巴车司机叙述的一大巴车停靠目击。这两个目击证据没有进入警方的目击证人范围。另外现场勘验也可以凭借常识、逻辑和证据链来判断是否谋杀的可能。警方对证人的传唤、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也需要认真核实。当然案件的侦查和确认需要警方进行,但是如果警方有舞弊嫌疑甚至就是直接的犯罪嫌疑人,这个案件可以由独立的异地警方或上级警方立案侦查,以彰显独立性和公正性。观察团的责任就在于对案件的侦查程序、疑点等公众质疑的问题的观察意见告诉公众,促成案件公正、合法的解决,而不是去探讨现阶段的次要问题——土地争议。

于建嵘建议公民观察团应该迅速离开现场,原因是村民情绪激动,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还有就是担心被村民给予过重的厚望会出事。公民观察团的道义在哪里?观察团会出事我相信来自村民的暴力和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他们一直想要的就是心中的委屈和诉求有一个合理合法和令人信服的判决和解决,作为有着独立立场和道义感的公民观察团,是不会威胁村民利益的,遭受村民报复的可能性极低。村民情绪激动,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不应该成为公民观察团离开现场的理由。可以讲在村民心里如此脆弱、心里需要安抚的情况下,正是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获信心的时候。如果温州地方政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程序合法、公正、依法地进行案件的侦破,行政行为规范有序,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宪法所赋予的各种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公民观察团就不应该有危险。如果有危险,那就说明温州方面在维持合法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真有问题。公民观察团如果在温州真的出事,在如此众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下,相信会让事件的各方更清晰地暴露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可能会更加有利于真相浮出水面,让这起事件背后的逻辑更加得到社会的关注,有利于类似社会问题得到更理性的认知和解决。

观察团的迅速离开现场的呼吁,呼吁掉了观察团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良知。在众目睽睽、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弱势群体最需要给予帮助和引导、疑问和疑点正需要给以答案的条件下,观察团的道义就是坚持真相的复原、社会正义和良知通过观察团来显露,对各种疑点的确认、对可能的不法行为和伤害(村民的或政府的)进行理性的劝告。如果没有这些,却是迅速离开现场,那么观察团还不如不来观察。这样至少还让人们、特别是村民对社会还抱有希望,相信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存在。观察团现在没有社会道义的迅速离开现场,让正义没有了希望,让邪恶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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