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北京行

–200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侧记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将到北京讲学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想以经济学家的视觉写成文章,题为北京行。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可以以经济学人的身份,将我在10月16日—17日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学2001年年会暨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的所见所闻所想写出来,供读者分享,希望不要被误会为是抄袭张教授的北京行。之所以是侧记,是由于文章不是全方位的、正面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而是从笔者的视觉、一个侧面来介绍这次世纪盛会的情况。

高标准的年会论文遴选机制。

这次会议的参会论文遴选严格依据质量标准,杜绝非质量标准。象我这样一位身处西部,在末流大学任教的讲师的论文能够被选中,本身就说明大会论文入选的标准是论文质量,而不是作者身份、地位。和我同样的情况还有南开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张霞。在10月16日晚上的全国高校各经济学院的院长、系主任聚会上更是强调以后每年年会入选论文的质量标准。年会决定,成立年会秘书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当选为首届秘书长。年会将成立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委员会,每个学术委员会聘请5名该学科的著名专家担任学术委员。年会的每篇参选论文将分别寄送给各学科的5位专家,年会秘书处将根据这五位专家分别给出的对每一篇参选论文的书面评审意见决定论文是否入选。这样的遴选方式将保证入选论文的高质量,避免照顾关系等人为因素。

高效率的办会模式。

这次会议为参会代表免费提供食宿并不收取会务费。年会为每位参会代表支付500元人民币,作为代表的住宿和早餐费用,参会代表在会议结束时凭发票领取,午餐和晚餐由年会统一负责。这种支付方式节约了办会成本,避免了由会务组的全部包办而投入大量的办会人员;现金直接统一支付会议代表以支付住宿费,财务透明、公开,避免了办会人员吃回扣的嫌疑,节约了监控成本。在开会期间,代表的所有的生活、会议等主要由参会代表根据会议日程安排紧张有序地进行,办会人员相当少,中心的其他教学、研究等各项活动照常规进行。正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说:“北大的办会风格与其他高校不一样,它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办会,而不是由会务组全部包办的计划经济的办会模式”。

雄心勃勃的推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设想。

这次会议的发起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预期在10—20年的时间把中国经济年会办成象美国经济年会那样的有世界影响的,高水平的国际型学术会议,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了实现这样的预期目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和正在作以下工作:1、创办《经济学》(季刊),由青年经济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姚洋担任主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林毅夫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海外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和国内接受过现代经济学严格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经济学》(季刊)“的宗旨是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发表平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交流提供一个聚焦点,为中国经济学科的走向世界铺路搭桥。信条是用国际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经济现象;、、、、、、希望通过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经济学》(季刊)能够发表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林毅夫、姚洋,2001)。(季刊)创刊之时就直指规范性和权威性,直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象《美国经济评论》那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2、从2001年起,每年将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为了统一标准,年会实行严格的、高标准的参会论文遴选机制,(前文已叙),杜绝学术腐败。3、全国高校各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将随年会一起举行,讨论中国经济学教学现状、方法,规范各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互通信息,提升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整体水平,迅速与国外成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接轨,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和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各具风格的经济学家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笔者—中国经济学界的后生和晚辈从自己的观察角度出发,对和我接触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学家的个人风格写生。他们是众多参会的、杰出经济学家的代表。1、谦和厚道的林毅夫教授。林教授是我国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蒙代尔的演讲结束的总结发言中多次提到他的恩师象父亲一样关心他,照顾他,帮助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把自己的成绩归给他的老师很大的权重。并且表示要象他的恩师一样,善带他的每一位学生。象笔者这样一位林教授并不认识的学界后辈,林教授也是谦谦有礼,认真接待。当我把自己平时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后,所想和所疑的三篇文章向他请教时,他表示自己工作任务繁忙,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我的E—MAIL。言辞很坦率,真诚,没有让人感到有一点大经济学家的架子。我在耐心地、静静地等待他的回应、指教。2、先人后己的张军教授。张教授是南方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有丰硕研究成果的著名经济学家。10月17日上午他担任转型经济学讨论组的主席,主持该组四篇论文的学术讨论,他也是该组第二篇文章的评论人。由于第一位发言人严重超时,他主动让出自己的评论时间给其他人讨论和提问,让听众和论文作者有更多的交流时间。3、鼓励学术争议的杨瑞龙教授。杨教授是我所在的讨论组的第二篇论文作者,当他陈述完自己的论文观点后,我就他的论文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论文认为企业的所有权是对称分布的,怎么理解所有权的对称性分布?企业所有权有没有可能分布不对称?(2)、什么是企业所有权?您论文中的企业所有权是指财产权还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3)您论文中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为争夺企业的经济租金、多方搏弈的结果,因此企业所有权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请问,企业的风险由谁承担?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什么承担企业风险?杨教授对我的挑战性问题依据自己的研究思路一一作了回答。会后杨教授对我的提问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学术争论有利于推进学术研究。4、提倡学术交锋和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敢于挑战权威的陈平教授。陈平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他主张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各搞各的,要进行学术论战,争鸣,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今后,特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要进行学术交锋,以激活经济学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如,分工与规模报酬递减的悖论,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过于乐观。他特别推崇逻辑严谨的科学推理,认为张五常是过去取得过成就的经济学家,现在堕落成典型的中国文人,所谓典型的中国文人是指不讲究科学的逻辑推理,仅凭感觉来把握社会、经济现象。

中国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梦圆何时

在17日下午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讨论会上,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诺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是与会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有三种意见。(1)、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指日可待。持该观点的主要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他认为中国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在近期应该并且必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应该放眼世界,刻苦攻关,问鼎诺奖。当有些学者谈到诺奖是远期展望时,何教授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表示失望。(2)21世纪是中国产生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世纪,是中国人获得诺奖的时代。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主要有林毅夫,姚洋等。他们认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产生与世界经济中心有密切关系。一战前,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多出于此;一战后世界经济中心移至美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美国乃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根据多家国内外权威机构的研究和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20、30年内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因此,中国有条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我们将迎来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林毅夫、姚洋,2001)。为了迎接这样的时代的到来,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普及经济学的教育 ,积累经济学研究,用中国人的语言写中国的现象,从事实证性的、原创性的研究。(3)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利于造就诺奖获得者,中国产生诺奖应是远期展望。持此论的学者有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的王则柯教授等。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缺乏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目前的学术环境也不利于经济学家潜心从事原创性的研究。其实持该观点的不仅仅限于参会的这部分学者,早在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现代经济学前言专题研讨会”上,梁小民教授就指出,中国的环境不利于产生诺奖。原因在于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一位中国经济学者稍有学术成就,就会被提职,或被委任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有理性的学者,很难拒绝这些领导职位和社会职位,因为这些职位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远大于从事艰辛经济学研究的收益。这样本来很有天赋、才华的经济学学者就在日常事物中奔波,最后无所建树。他举例说,我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在华中理工大学担任了20多年的后勤主任,每天忙于学校的修房、植树,这样本来在40年代就有世界影响的张教授,在80年代初和世界学术前沿水平差了30多年。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某大学的一位老教授,由于谢绝了担任许多的社会职务,结果在他80多岁高龄时,由于没有北京市的政协委员或全国政协委员等头衔,不能享受医疗优待,只能通过漫长的排队就诊,结果由于抢救不及时,使我国过早的失去了这为著名的学者,如果他理智地就职,是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诺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以轼老前辈指出,印度已经产生了两位诺奖得主,但印度的经济形势却很糟糕,因此经济学研究要瞄准现实。不能瞄准诺奖。如果获得诺奖不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推动作用,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如此热衷诺奖吗?因此笔者向茅老前辈提问,印度的经验是否说明诺奖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相关?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研究中国的经济现实,促进国富民强,而不应该定位于虚幻的诺奖?

高速路定价错位,是缺知识,还是缺制度?

在16日的晚宴上,我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青年经济学家姚洋就重庆市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展开了有意思的争论。姚洋讲,两年前他到过重庆,当时重庆正在建设通往北海的高速公路,(其实这条高速公路现在还在修建),重庆市府的同志告诉他,这条高速公路收费为1元/公里,那么,从重庆到北海2000多公里,1辆车来回一趟要支付4000多元的道路通行费,试问这么高的费用有谁支付得起?其实,高速公路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如果大幅度降价将会导致更大幅度的车流量的增加,降价是会赚钱的。北京到八达岭的高速公路大幅度降价,导致车流量大幅度增加,该路最后赚了大钱。因此,重庆的高速公路之所以定不合理的收费价格,主要是缺乏关于需求弹性的知识,如果具有这方面的知识,高速路公司的收入是会大幅度增加的。我讲到,在重庆类似的案例还有黄花园大桥。黄花园大桥修好后,由于收很高的过桥费,导致车流稀少,重庆路桥公司严重亏损,而公司当时的解释是公司支付了很多费用(成本),为了弥补这些成本,必须定这样的价格。从表面看,这里的问题是公司经营者缺乏定价知识,但是公司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去获取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增加公司的收入呢?这些高速路公司大都是国家或市政府投资的,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纳税人。在外部竞争缺乏和几乎能够获得免费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企业的亏损有金主在背后承担,那企业有什么动力去获得定价知识,增加企业的收入呢?姚洋反问我,制度性障碍能解释企业愿意少获取收入的现象吗?

姚洋和我讨论的问题的焦点是高速路公司不能增收的根源是缺乏知识,还是缺乏制度。其实现代经济学近年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农民是理性的,他们懂得追求自我利益,精于计算,理性农民不仅适用于现代农业,也适用于传统农业。我想重庆高速路公司的经营者的知识水平和理性程度总不至于低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吧。退一步讲,即使重庆高速路公司缺乏定价知识,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存在硬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公司是有动力去主动获取这方面的知识,或聘请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专家,以增加公司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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