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女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和见识取得指点江山的权力。知识使他懂得多，见识使他想得深看得远，下笔如千军万马，人们屏息倾听。国家有难、局势有变的时候，他的言论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灯，他的行为可以作为人们仰望的典范。在乱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与当权者抗衡较劲，比春秋长短。知识分子手中有笔，笔就是权力。当他的笔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乱世危邦的客观环境不许，还是自己的无知无能与堕落？”[1]
龙应台女士的这段话在某些地区或者某种制度环境下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把知识分子的上述作用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任何环境可能会出现偏颇。
有知识和见识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有指点江山的权力吗？某种制度环境下，不说指点江山，就是说了点真话就遭受横祸的人也不是少数。
我国三国时的杨修就因为比曹操聪明、能够洞悉曹操的心思和想法，被曹操视为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最后惨遭曹操杀害。杨修失去生命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知识和见识比当权者多。
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句而遭杀身之祸的清朝翰林官戴名世是不是在指点江山，批评朝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朝廷认为他指点了江山，忤逆了朝廷，是谋逆之罪，应当诛杀，那戴名世就得接受朝廷的定性，被剥夺生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教授和毛主席讨论人口问题，当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接下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马寅初的大字报被贴到了马寅初的卧室，群情激昂，恨不得剥了马寅初的皮。
响应执政党和政府的号召，提出批评意见的几十万知识分子和群众被认为是用“引蛇出洞”和“阳谋论”策略暴露出来的敌人，统一划归为右派分子，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敌对分子中的一类。凡是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子女，都是受到管制和歧视的贱民。这些人还是受到邀请来提批评意见的，相当多的人确是有见识和知识的人，最后的结局及后果我们可以去思考。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有宪法的，而且言论自由被规定是受宪法保护的。
当然1978年以后，有50多万右派被平反了，但是还是保留了几个大右派没有平反，理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前不久我查了查未被平反的大右派，比如章伯钧，其实是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个人的改革意见。意见对与不对是一回事情,自由发表言论不受宪法保护，即使到1978年后依然坚持章伯钧的自由发表言论不受宪法保护，确实值得我们深度思考。
即使是龙应台女士所生活的台湾，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极权统治时期，作为学生的龙女士就亲眼目睹国民党安全人员（特务）在大庭广众之下枪杀手无寸铁的美术老师的血腥场面。哪里来的道理可讲？哪里有法定程序可言？哪里有法律的尊严？
上面这些悲剧发生的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名义上怎么宣称，所有这些悲剧所处的社会都是本应属于全体社会国民的权力实质上被掌握武力的少数人形成的集团所窃取。整个社会是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维持统治的。谁要是胆敢说出暴力统治集团行统治的本质和秘密，谁就是反朝廷、反党，反皇帝、反领袖，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有杀身之祸，家族灭亡。不要说讲了真相，就是什么都没有讲，掌握暴力的团伙说你反对统治集团，反对暴力集团，那你就反对了，就可能性命难保。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请问龙应台女士，知识分子还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见识取得指点江山的权力吗？在暴力集团及其首领眼里，江山不是国民的，江山是他们从其他暴力团伙那里抢来的。他们是花费了血本和代价消灭了或者赶跑了其他暴力团伙获得江山，江山肯定是属于暴力团伙的。于是，知识分子再有知识和见识，我不让你指点你就不能指点。你虽然有见识，比我聪明，硬要多嘴多舌，指点江山，那我就可以让你坐牢，让你死，让你亲人倒霉。我是靠杀人起家的，我还怕杀不了你们这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请问龙应台女士，假如您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您还有没有凭借知识和见识取得指点江山的权力？您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且不说侵犯您，就是要了您的性命，也是轻而易举的。您还敢不敢与当权者抗衡较劲？怪不得有人讲，百无用处是书生。在比力气大，而不是比见识、智慧多的社会中，书生还有什么用处呢？作为书生的知识分子随时都是力气大的恶棍案板上被宰的羔羊，无力反抗，无力保护自己,有什么用处呢？
只要是暴力集团控制社会，知识分子因为知识、见识多、因为自由表达而被控制、被杀、被迫害那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不说是知识分子，就是普通民众因为坚持常识、戳穿违反常识的以武力为后盾的统治者的弱智行为和祸国殃民的行为后，也要惨遭杀戮。陕西农民因为说了毛主席哪能活一万岁和没有在自家破败的墙壁上按要求张贴毛主席的标准像，就于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被军管会杀害。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死的时候是有着七个孩子的寡妇。王佩英曾在铁道部门工作。当年大跃进、饥荒，造成60年代初大约3000万人死亡，这震惊了她。在政治风暴开始后，她公开要求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承担责任，并要求他引咎辞职。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她被处以死刑。
龙应台女士，看看这些人的下场，您就知道如果您身处在这些人的社会环境，您的知识和见识还是不是指点江山的、和当权者抗衡较劲的权力？你的独立任何人不得侵犯？
由此，我不由得想起2005年9月21日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到，有人讲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李敖却偏要摸。听了李敖的演讲，我的一个直观的想法就是李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您不要以为自己多高明，多深刻。您讲的东西大陆超过您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别人没有讲，而您讲出来了。您讲出来了，不要以为您勇气可嘉。您来大陆，全世界的眼睛盯着，你说了就说了，讲了就讲了，屁股一拍，就走了，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可是，您如果身处前述受害者的社会环境，您讲呀，讲了您的性命就没有了。讲了，您的妻儿老小就会跟着您受苦受累，没有前途、朝不保夕，甚至还会性命不保。您还敢不敢讲？敢不敢偏要摸老虎的屁股？
龙应台女士，您知不知道在台湾知识分子为什么可以与当权者抗衡较劲？据我所知，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台湾没有哪一个当权者牛逼到反仆为主。相反，当权者能不能为公众服务，不是当权者说了算，而是主人——民众所了算。正因为如此，无论哪一个当权者执政，他绝对不敢公然宣称甚至在宪法中规定民众必须由当权者所代表的执政党来领导，国民必须接受某一种思想，比如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为在当前的台湾，当权者就是台湾民众的公仆，公仆要是胆敢在主人面前横行霸道，欺负主人，那就是自取灭亡，那就很快会被主人抛弃，永无当权的可能了。正因为当权者能不能当权，能不能为主人服务，取决于主人的认可和选择，那么当权者不但不能制定霸王条款欺负、哄骗主人，而且更不敢草菅人命、胡作非为、胡言乱语、独断专横、暴行天下，将主人的生命、财产和各项天赋人权践踏在脚下。如果胆敢冒犯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那么当权者将会失业，这等于是当权者的自戕。
在当前的台湾，司法机关绝对不是执政党领导的一个省部级行政机构，立法机关绝对不是一个实质上受执政党控制和摆弄的橡皮图章，执政党绝对不敢要求国民纳税供养执政党党务机关人员和支撑党务活动？执政党的各级党务机构绝对不敢以党代政，党大于政，簪越政府职权霸道地提供公共产品。
在当前的台湾，执政党绝对不敢讲自己执政是历史的必然，绝对不敢讲只有执政党才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执政，绝对不敢讲军队必需要由执政党来指挥，各级军队必须要由执政党的政治委员来领导。执政党绝对不敢讲新闻媒体是执政党的喉舌，绝对不敢控制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将新闻媒体作为自己维持统治的工具。执政党及其领袖绝对不敢侵犯国民的人权，特别是天赋人权，绝对不敢将反对执政党、反对执政党领导人的人视为罪犯。
只要执政党敢这么干，他就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不可能取得执政权，成为执政党。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环境下，龙应台女士才敢讲知识分子的知识和见识对社会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力量，也才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人格，才敢坚持“我的独立任何人不得侵犯”。否则，您也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甚至能不能有口饭吃都要看当权者乐不乐意，不要奢谈和当权者抗衡较劲的权力了。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