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阅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生的回忆录《回忆录：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时，有一个回忆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作者讲1963年他所在的班请和雷锋比较熟悉、一直和雷锋有往来的小学同学、也是人大学生来讲雷锋的事迹。结果雷锋同学讲的和报纸上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几天后，雷锋的同学就被宣传部叫去，被警告以后不许再说。文革中雷锋的小学同学被扣上“反对学习雷锋”的帽子。
报纸上宣传的和雷锋同学说的究竟谁是真的？在没有鉴别真伪的情况下就封上雷锋同学的口，那如果雷锋的同学说的是真实的，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是不问是非、不辨真伪，而是想当然地以党报的宣传为真相。不辨真伪，雷锋的同学被扣上“反对学习雷锋”的帽子，如果雷锋的同学说的是真的，这样打击报复说真话的人，那么谁还敢说真话？伪造的假的东西如此推崇，人们为什么不争相造假、说谎呢？社会的导向既然是造假、说谎，请问整个社会怎么可能有诚信、有正义和有真相？
如果报纸上宣传的、官方宣传的雷锋事迹真是伪造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执政党和政府隐瞒实情、公开撒谎，欺骗和愚弄几代社会公众的群体性渎职和犯罪行为。正是感觉问题的严重性，我在网络上收集了大量与雷锋相关的文章以了解真相。从小到现在我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长大的，我的内心情感希望报纸上宣传的是真的，雷锋的同学说的是假的。但是如果在真实和虚假之间做选择，我却是一定会选择真实，而不是虚假。
二
雷锋生前战友承认雷锋确实有皮夹克，料子裤，手表。这些东西在1960年左右确实称得上是高档品。我的一位长辈1964年参加工作，在一个镇中心小学任教，月工资34.5元。他说，那时教职工中间能够戴手表的绝对是凤毛菱角。他的34.5元的工资中，每个月用于个人吃饭的费用大约10元。其他的开支估算约为10元，他每个月大概节约15元补贴家用。这位长辈讲，他是在80年代才自己花钱买了手表。在70年代中期，他的岳父送给他一只表。
据查，1960年左右，一只机械表价值在100元以上，皮夹克也要30—40元。购买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小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月工资20元左右、家境贫寒的孤儿来说，确实算高消费。不承认这一事实，确实有违常理。一块表至少花了雷锋5个月的工资，一件皮夹克至少花了雷锋近2个月的工资。假如现在有位年轻人没有外部援助，刚参加工作两三年，月工资两千，却购买4000一件的衣服，至少1万元一块的手表或其它物品。这位年轻人是节约还是奢侈？能不能说这位年轻人是节约的典型？应该会有肯定答案的。
即使雷锋的袜子补了又补，依靠捡别人扔掉的牙膏皮里的牙膏刷牙的节约事迹是真实的，雷锋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消费者。试想，一掷千金买手表、买皮夹克等奢侈品的同时，却吝惜买一双袜子、一支牙膏等生活必需品的钱。这样的节约生活必需品开支的同时，却大搞高档消费的行为是节约行为？是值得普通消费者学习的榜样？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和基本判断能力的人应该会得出不二的答案的。
三
雷锋1958年春天捐款20元买拖拉机，1960年8月 把平时节约下来的200元钱分别支援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和辽阳水灾区。雷锋还给说过自己闲话的家中老人生病的战友家悄悄寄钱100元。[4]共计捐款320元。雷锋从1956年7月15日小学毕业后，到1960年1月7日参军为止，总共工作时间39月又23天。为了便于计算，笔者以40个月的工作时间计算。作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新参工者，雷锋的月工资不会超过25元。我的一位中师毕业的长辈1964年参加工作时第一年是月工资29.5元，第二年后月工资为34.5元。如果我们以雷锋每月工资25元计算，雷锋40个月的总工资是1000元。如果雷锋平均每个月用于衣食住行等日常必需品的开支估算为每月15元，那么雷锋余款总额为400元。加上8个月的士兵津贴48元（假定一分钱都不花费），雷锋的余款总额约为450元。雷锋购买的奢侈品——手表、皮夹克、料子裤等仅以150元估算（有人讲雷锋的手表在当时价格超过150元，皮夹克40多元，等），那么雷锋的开支总额（320元的捐款和150元的奢侈品消费之和）为470元，超过450元的收入总额。20元的超支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情况应该会更大。只要笔者的估算没有大的偏差，这个收不抵支的超支缺口表明雷锋的事迹的真实性确实需要重新考证。
还有雷锋参加工作后，买奢侈品和大额捐款如此慷慨，怎么就不寄点钱去报答在他母亲死后收养他的隔壁的六叔奶奶和帮助过他的彭大叔呢？一个不懂得回报养育之恩的人，却去大谈抽象的阶级友爱，共产党的恩情，我的母亲就是党，让人感觉这个雷锋患有人格分裂症。一方面对有养育之恩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无以回报，从不挂念和提及，但对党这个母亲、对毛主席却异常感恩和热爱。唯一的解释可能是对党感恩和热爱有回报，但是对六叔奶奶养育之恩的报答再也不能从六叔奶奶那里获得回报。
四
作为上尉的张峻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在雷锋生前为作为上等兵的雷锋拍摄了20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以2元钱一张来估算，雷锋的照片至少要花费400元钱，比雷锋在部队的津贴总额还要多得多（以每个月6元津贴计算，雷锋32个月的津贴总计为192元）。而且是职务比雷锋高出3到4级的上级首长专门为雷锋服务的。假如不是要树雷锋为典型，用得着这样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吗？
雷锋的摄影师张峻讲到，雷锋在外做好事，经常违反部队按时归队的纪律而受到批评。雷锋的本职工作是做好一名战士分内的工作，如果有余力，做一些本职工作以外的好事当然值得称道。可是，如果因为做本职工作以外的好事，影响了本职工作，甚至还违反工作纪律，那么这种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鼓励的。试想，假如每个人都去做影响本职工作的分外好事，那整个社会岂不要乱套？
张峻还讲，雷锋偷吃厨房的锅巴，被炊事班指责后，气得把盆摔了。这说明雷锋在这件事情上想占战友的小便宜，被别人戳穿后，听不得批评意见，还要动气、耍横。
“团长当着我（刘峻）的面对他说，“雷锋，我告诉你，明天一定要把分头剪掉，不剪掉的话我来帮你剪。”但是近一个月后，雷锋还是没有剪掉。我（刘峻）问怎么没剪？他说，好多人都留着这个头，只要把刘海藏进帽沿就不会被发现。”这说明雷锋在这件事上连上级首长的批评意见都敢阳奉阴违，而且也有随大流的从众心理。
张俊讲，“当时宣传典型有一个“潜规则”：高、大、全，缺点是不能写的。雷锋也一样，他的缺点不让报。”张峻暴露了宣传典型的潜规则就是要去掉典型的负面形象，只有正面形象的不完全真实的样板。让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样一个没有缺点，只有优点的榜样。
张俊回忆，“后来我们的工程兵专门派理论教员，让他陪着雷锋去做报告，帮助他检查，有哪些地方不对的，就指导他改正。另外，教员还辅助他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这说明作为只有小学文化的雷锋不是超人，他的报告的正确是组织帮助和培养的结果，对毛泽东著作的理解也有教员辅助提高的功劳。没有组织的栽培，雷锋的报告和对毛泽东著作的理解能够做到政治正确吗？能够完全成为报纸上宣传的事迹那样的雷锋吗？看来值得怀疑。
五
上文的事例和分析表明，报纸上宣传的雷锋和现实生活中的雷锋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典型宣传的雷锋是为宣传目的和政治目的服务，选取的事例也要以是否达到目的作为取舍标准。这样一来，宣传的雷锋就是对真实雷锋的有意识的阉割和剪裁的结果。这实质上是政治集团以现实生活中真实雷锋为原料，为了达到自己对民众思想的指导和引导的目的，有意识设计和加工的作品。由此看来，按照这样的工作流程，现实生活中许多的普通人也可以被加工成报纸上宣传的好榜样——雷锋。由此看来，雷锋同学说的雷锋比报纸上宣传的雷锋更真实的可能性大得多。
行文到此，对于好榜样——雷锋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清楚。一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雷锋更重要，还是一个远离现实、为政治服务的不完全真实的雷锋更重要呢？一个不真实的雷锋还有榜样的力量？现实的普通的国民能够做得到超现实的雷锋做的事情吗？作为民众仆人的政治集团有这个授权去设计一个超现实的榜样人物来指导和引导主人的思想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看来对雷锋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点是还原完全真实的雷锋。雷锋生命历程中相伴的许多人还健在，只要凭着良心说真话，一定会再现一个现实的、真实的雷锋。如果再往后推移，熟悉雷锋的人都离世了，那么还原真实的雷锋困难就大多了。
Yang Shao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