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历史需要反思吗?

历史需要反思吗?这个问题应该是不言自明。比如俄罗斯政府现在还在对前苏联时期斯大林于1940年屠杀2.2万名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而自责、忏悔、谴责和道歉。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对50年前斯大林等屠杀70多万人的苏联大清洗等在内的集权主义、专制统治也进行了研究和反思。现在要紧的事情如此之多,为什么要去追究几十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还原历史真相。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真实。没有历史的真实,就没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卡廷惨案的真相掩盖了50年,苏联大清洗对苏联公众隐瞒了40—50年。对这些历史罪恶用谎言掩盖着,禁止考证和公开罪恶的真相。公众、研究者的观点、结论建立在虚假的、过滤的、有偏颇的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指望社会中有真知灼见的知识诞生吗?更重要地,用强权遮掩罪恶,为这些罪恶的实施者长期犯罪提供了土壤,而且社会公众还将这些犯罪的恶棍和流氓当英雄和救星。社会、人类的荒诞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2、给历史罪恶事件以公正的社会共识。事件的真实性可靠了,社会公众、研究者才可能对一些历史事件形成基本的共识。以上面的历史事件为例,现在很清楚,这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以这些真实史料为基础,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事件的是非和正义。对被俘的2.2万名手无寸铁的外国军官进行集体屠杀,这不是侩子手是什么?一年左右的时间70多万人的生命就被剥夺了,如果法制健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照法律定罪,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人口不到两亿的国家,也不可能有70多万的死刑犯。如果是这样,那么这70多万人中很大比例就是被政府非法谋杀的。你说一国政府在短时期内大量谋杀本国国民,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在哪里?这个政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个政府及其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确实犯了屠杀人类罪。所有这些历史罪恶事件如果当时能够得以完全公开,那么罪恶的实施者在当时就会得到追究和谴责,犯罪行为不会持续。只有靠掩盖罪行、满口谎言的方式,堵塞公众的耳朵和眼睛,这些罪行才可以得逞,而且不会引起国民的恐慌和反抗。哪怕这些罪行过去几十年了,犯罪人也已经死亡了,得不到追究,今天的人们在获知真相后依然会形成基本的共识判断:对罪恶的谴责和对无辜的受害者群体的同情和哀思。这就是社会正义的共识。

3、反思和研究历史罪恶事件能够为当前和未来的社会走上正常化、法制化和宪政化,避免独裁和专制提供警示。知道了罪恶历史事件的真相,对罪恶的历史事件有基本的认知共识,社会的研究者会根据真相事实研究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导致了这些罪恶事件的发生,并且被长期掩盖?当人们从事件本身的关注上升到事件产生的制度环境、社会生态时,人们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

以卡廷惨案和苏联大清洗为例,至少需要这么几个制度要素才可能发生这些罪恶事件?1、苏共的总书记斯大林凌驾于全党之上。也就是说共产党的纪律对总书记是没有约束力的,纪律是总书记用来管束其他党员和整肃异己的工具。共产党组织是凌驾于立法、司法和行政构成的广义政府之上的。实质上立法、司法和行政构成的广义政府是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工具,真正的统治者是苏联共产党。民众就是苏联共产党通过广义政府这个工具进行统治的被统治者。在这个关系链中,不受约束的总书记实际上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2、这样的统治要能维持还必须要以两个核心要件作支撑。一是总书记必须控制军队。军队不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是党的武装力量,党必须要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实际上就是总书记对军队进行绝对控制。拥有武力以后,对于异己和所谓的敌人的打击可以以各种籍口进行清除。二是对这种信息渠道进行控制,使之完全成为总书记、党和政府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要把不利的、黑暗的、影响总书记、党和政府形象的事件、现象消灭掉,让公众见到的永远是阳光、春天和希望。这个工具就是要把罪恶变成正义,把罪犯、恶棍和流氓变成英雄和伟人,而且让这些罪恶和恶棍处于光环和帷幕之下,对社会公众保持着神秘色彩。

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要总书记下令要枪杀被俘的2.2万名波兰被俘军官,谁敢不从?假如总书记要想命令是集体的决定,比如说政治局的决定,请问只要总书记明确表态,其他成员难道没有这个政治觉悟来赞成?哪怕其他的执行者有异议,但是他们胆敢违抗这一违背人伦底线的屠杀命令?这么大的事关几万人生命的事情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信息是不允许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流向公众的,这些都是机密。当这些事件被别国发现时,掌握信息传播渠道的宣传机构就要发挥作用——用谎言包装这个罪恶事件,肯定这是别国无耻的陷害,这是别国干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总书记想要通过整肃异己提高自己的威望和控制力,谁能够阻拦?整肃到什么程度主要看总书记的个人人性了。斯大林就是要通过大量杀人的方式来消灭异己。那全国红色恐怖就来了。谁敢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反党,反斯大林,反革命,生命就会消失。“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了31名政治委员,他们中有29人死于政治斗争。 1922年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 ,共选出26名政治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 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 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7人即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 对军队的清洗,据统计:5个元帅中3人被处死,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人被处死,12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处死,67个军长中60人被处死,199个师长中136人被处死,397个旅长中有221人被处死。456个上校中401个被处死。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15个二级军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处死,97个师政治委员中79个被处死,36名旅政委中35人被处死。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军官被处死。 从1922至1928年,苏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 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 1937年的数字是353,074人, 1938年的数字是328,618人。 1939年下降到4,201人。 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所有这些枪杀的人员都会通过被控制的各种宣传机构证明死者罪有应得,党的事业又取得了空前胜利。而且这些具体的杀人总数量在当时又是机密,公众是绝对不知道的。

只要这样的体制维持运转,历史上的罪恶事件就有可能会重现。能不能重现就取决于这个体制造就的独裁者的个人人性和凶残程度,这个体制本身是难以约束独裁者的罪恶行为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后继者选拔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如果没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那对最高统治者是非常可怕的。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就是在最高统治者生前唯他的意志是从,死后也要对其恶行撒谎和掩盖,对其进行歌功颂德。我在想如果斯大林生前知道赫鲁晓夫会对斯大林死后算账,赫鲁晓夫绝对不可能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还可能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会丧失生命。

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其实也寝食难安。既然除最高统治者外其他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如此不安全,那么除非死亡,最高统治者是不会主动让出位置的。让出位置,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由继任的最高统治者控制了。既然最高统治者有那么多诱人的好处,投入各种资源保护自己的位置就非常必要了。既然这么诱人,其他人想占有这一位置的欲望强烈那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争夺这个位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相互迫害、甚至肉体消灭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体制下,揭露这个体制及其统治者的残暴其实就是在自掘坟墓。赫鲁晓夫贵为苏共总书记,不排除他揭露斯大林的暴行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只要把斯大林大屠杀的暴行公诸于众,公众除了痛恨以前通过强权包装的敬爱领袖其实就是公众的敌人外,公众中聪明的人士难道就不能深思为什么公众却被迫视公众的敌人为领袖?为什么公众的仆人公众就没有选择权,反而成了公众的大救星呢?为什么仆人的声音比主人的声音还要大呢?为什么仆人可以强奸公众意志,随时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来确定人民的范围,只要是反对领袖,反对独裁政党以及反对独裁政党控制的政府,那就是反革命,是敌人,这难道还不可怕吗?主人连反对仆人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这样的国家,权利来源在哪里?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仆人可以随意的将国家的成员划为敌人进行杀戮呢?

既然斯大林可以成为罪恶的实施者,为什么赫鲁晓夫就不可能成为斯大林之二呢?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成为斯大林之三呢?他们面临的可是相同的制度环境,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个人的人性和品行。

所以我在想如果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真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那他们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要暴露前人的罪恶,相反还要千方百计地掩盖前人的罪恶,甚至把罪恶美化为美德。这样他们就可以仿效前人的惯用做法,杀异己、杀反对者,杀不顺眼者,这些人都可以被冠之以反革命,敌人的称号。他们也完全可以在权利的宝座上终其一生,将自己的罪恶用强权完全包装。由此看来他们还真是有点良知的人。赫鲁晓夫暴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同时也暴露了产生斯大林罪行的制度环境,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也暴露了自己成为斯大林第二的可能性。这本质上是在动摇自己最高权力的根基。戈尔巴乔夫更是如此。虽然他们动摇了自己权力的根基,但是他们唤醒了国民的觉醒,唤醒了国民铲除暴政、建设一个没有谎言、没有暴政、正常的、符合常识的、理智的、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共识和努力。

苏联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反思历史对苏联走上一个正常的国家有多么重要。没有对斯大林集权统治的历史反思,苏联倒着脚走路的政权制度就不可能变成正常的直立行走的政权制度。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权制度是独裁者——独裁政党——由独裁政党控制的广义政府(立法、司法、行政)——普通民众这样一个控制链条。这实际上是最高独裁者通过独裁政党及其操纵的广义政府控制普通民众的政权制度。在宣传上又要掩盖这个本质,欺骗宣传民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府、政党、领袖是在努力地为民众服务,为民众的前途殚精竭虑,但民众就是不能为自己做主,自己选择为自己服务的政府、政党和领导人。到了戈尔巴乔夫晚期苏联的政权制度变革为民众选代表,代表行使立法权,选择地方和国家的领导人,监督行政行为,民众可以通过投票选择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为自己服务的仆人——执政党和行政首脑。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宪法为基础,宪法对行政行为进行有效地约束,对违宪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惩罚和约束。在这样的体制下,执政党的领导人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利,为所欲为。苏联真正从政治制度层面建立起了杜绝个人和政党极权主义的体制。

没有对历史的反思,苏联就不可能铲除因言获罪、控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表达、良心犯、政治犯这样的制度土壤。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让历史多一点光亮,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的首倡,集权统治下被迫害、被监禁、被屠杀的历史人物及其亲属相继大规模登上了国家的各种媒体,供人们公开追思、公开讨论、公开评论,正因为这样,对中小学说谎的历史教科书寿终正寝了。1988年6月苏联中小学的历史课考试被取消。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消息报》热情赞扬这次取消历史课考试的决定,并尖锐地指责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当一个社会可以自由表达,言论自由时,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而且社会由于自然地分工会产生出一个独立于政党和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行业,专司将真实的新闻信息提供供给公众进行思考和判断,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职责。在这样的环境下,独裁者还有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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