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政教授给贵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陈坚的检讨书

尊敬的陈坚校长,您好!
非常感谢您给了我反思和深刻检讨我自己的机会。自从 2017 年12 月 14 日您给我谈话约一个小时后,我就在一直反思自己的错误,现将我的错误深刻检讨如下,如有不妥,恳请给我进一步的帮助,让我更进一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一、2017 年 11 月 13 日以来,知道自己被停课和停止指导研究生工作后,我找到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校办、校领导,要求出具我过错和学校依据什么规则停我课的书面告知书。当时我认为依法治校的贵州大学停止我履行作为教授上课和指导研究生工作的权利必须在做决定前调查核实我的过错事实,并依据学校关于停止一名教授相关工作的处分规定和相关的法定程序,才能停我的相关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我才从 11 月 13 日到 12 月 14 日一直找学校要说法。找不到我要的说法,当外媒采访我时,我就将自己的情况真实地告诉了他们,导致了我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我终于反思到,参加校长办公会的所有校领导、经济学院的所有院领导、教务处的所有处级领导、研究生院的所有领导都不认为书面告知过错事实和依据规则是我被停课、被停止工作的必要条件,凭什么我一个人要去坚持呢?我一个人的坚持难道想让这么多的学校领导都认识到他们在犯错误?显然我是在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原来我错误地认为,只要我说真话,谁采访我都无所谓,更何况我国的高级别领导人不也经常接受外媒采访吗?经过反思我现在才发现,不能接受反共产党外媒的采访。小时候我从不和与我妈吵架的人说话,当时我认为与和我妈吵架的人去说话是对我妈不忠。现在想来二者的道理应该是一样的。看来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连小时候的觉悟都达不到了。
二、既然校领导都告诉我了,停我课的原因是学生不喜欢我,反感我,我在课堂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现在就要充分反思我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一定要想办法改正这些严重错误。
以前我认为学校应该向我书面告知“学生不喜欢我,反感我,我在课堂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确凿证据,否则这样的指控涉嫌诬陷。现在我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非常错误。既然参加校长办公会的所有校领导都没有对“学生不喜欢我,反感我,我在课堂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结论表示异议,难道他们这么多领导都错了?由此看来我想要证据的想法很荒唐可笑。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分别被冤枉打倒为反党分子,叛徒、内奸、工贼,右倾翻案分子时,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上至中共中央委员,下到普通党员都在愤怒声讨他们的罪行,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可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哪一个公开向中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要证据了?他们哪一个对中共中央的决定公开表示不服了?学校校长办公会停我课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么多领导都没有异议,我还要证据,和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被冤枉都不要证据的做法相比,我的思想觉悟到哪里去了?经济学院、学校的全体中共党员对我连愤怒声讨都没有,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向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被冤枉、被声讨都不向党要证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
我以前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法值得商榷。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错误可不可以?对于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做法,有的人认知能力低,请问他可不可以反对他认为的党的错误,而事实上党是正确的?有人恶意地反对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做法可不可以?既然党是正确的,真金不怕火炼,恶意反对党的正确做法的言论在言论自由的环境,只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而被人唾弃。如果这三种反对党的言论都可以,那请问什么叫反党言论?党惩罚反党言论者的做法有没有法理依据?同理,反对社会主义的缺陷可不可以?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缺陷,那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即使社会主义没有缺陷,可是有人认知能力低,他可不可以反对自己认为的社会主义缺陷,而事实上社会主义没有缺陷?恶意反对毫无缺陷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同样这样的反对只能暴露恶意者的不良动机和荒唐逻辑,从而被公众所唾弃,却对完美的社会主义毫无损伤。如果这三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伤害不了社会主义,请问什么是反社会主义言论?
经过反思,现在我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都不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存在,而我的想法似乎是反对党错误的言论和反对社会主义缺陷的言论也是言论,是言论就应该属于现行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条款的范畴,而且也是不会伤害中国共产党正确做法的。这种思想明显有和党唱反调的嫌疑。现在 8900 多万中共党员,有哪一个公开站出来说过任何人都可以反对党的错误,反对他们认为的党的错误,即使恶意的反党言论,我们也不怕?有哪一个公开站出来说过任何人都可以反对社会主义的缺陷,反对他们认为的社会主义的缺陷,即使恶意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也能在依据事实和逻辑在辩论中经受检验?既然这些终生具有三个信仰的中共党员都没有公开站出来表达这些意见,我一个非中共党员凭什么要公开来讨论这些问题?难道我比中共党员还聪明?由此看来我错误严重。
三、以前我向学院领导、学校各职能部门和校领导多次反映经济学院存在的问题,向校纪委、教育厅纪委反映经济学院违纪问题的做法是严重错误的。
2009 年经济学院两名老师邀请我聚餐,并把当时李锦宏副院长、洪名勇副院长两篇几乎完全雷同的文章在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公开了的情况告诉我,看到我没有任何表态,他们失望的眼神至今历历在目。
2010 年当我任教的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责怪我上课太认真,他们有压力,而给他们上专业外语的魏琴老师十八节课上八节课,闭卷考试时,学生全部都在作弊翻书,翻笔记,老师在现场监考根本就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很轻松就可以得高分。当我把上述两个案例在我任教的全院硕士研究生课堂上讲解,之后被学院没有理由停止给硕士研究生授课后,2011 年我带的两个研究生告诉我,接替我上《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老师 54 个学时只上了十多个课时,规定课时的四分之一都没有。而且这十多个学时基本上都是让学生自己下去预习,上课时学生轮流讲。我带的 2008 级一个硕士研究生在毕业离开学校后才告诉我,经济学院 2008 级硕士研究生的所有考试都在作弊。知道这些情况后,我的心痛极了。正因为心痛,才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解释这些问题并力图引起学院和学校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有了在我的课堂引导学生通过经济学原理分析这些案例的行为,有了被停止研究生授课后,向学校领导、校纪委反映这些情况的行为,有了对经济学院其他我认为的问题,如经济不透明,做决策缺乏程序和规则依据等问题向校纪委实名举报,近期实名向校纪委实名反应的院领导在中共中央 18 大以来一直给自己和行政人员私发坐班津贴,院领导办公室面积长期超标,且采取弄虚作假应付省委巡视组,欺骗中共贵州省委等事项。
现在看来我的这些做法全都是错误的。如果我反映的那些问题是真实的,是严重错误,那为什么告诉我院领导论文抄袭的两位学院老师自己不站出来检举揭发?我当时授课的经济学院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为什么不制止上课老师的错误行为,为什么也要全都去抄袭作弊?这些事情如果是错误的,那全院老师、学校领导和纪委知道后,那么多中共党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谴责和制止这些行为?难道这么多人都错了?由此看来,错误的一定是我,而不是人数众多的相关人员。
以前我错误地认为经济学院所有领导,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毫无是非,毫无诚信和毫无原则。正是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认识,才让我冲动地想去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真实状况。当我查阅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发现以下问题。当年不明真相,就一致同意和坚决拥护打倒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国共产党全党那几千万党员有诚信、有是非、有原则吗?为什么 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没有报道过一个中共党员公开站出来制止对 50 多万右派分子的错误打击?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公开站出来反对 1958 年人民日报刊载的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虚假新闻?1959—1962年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农民,而党和政府的高级别领导人却经常和外国人举行欢宴,全国那么多中共党员看了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后,为什么没有报道过一个中共党员公开站出来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举行或少举行欢宴,把精力用于救助濒临死亡的无数同胞?
现在我发现我提的这些问题都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共党员公开来问我提的这些问题?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聪明,我一个人才能发现这些问题?现在 8900 多万中共党员都没有公开提出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逞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发现了问题,公开提出来呢?不以现在 8900 多万中共党员的言行作为标杆,我难道还会是正确的?我为什么不去看光明面?不去看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丰功伟绩呢?
四、用现行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条款作为护身护,两次拒绝省公安厅韩处长等人要求我在十九大期间闭嘴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对党的刀把子不尊重的行为。
2017 年 9 月 19 日和 2017 年 10 月 17 日晚上到 18 日凌晨贵州省公安厅韩建勤处长等人两次约谈我,要求我在 19 大闭幕之前闭嘴,不要在网络上发言,不要在课堂上讲时政。当时我很不理解,认为韩处长等干警是在剥夺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是在侵犯现行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正因为如此,当时我拒绝了韩处长等人要求我闭嘴的要求。
现在看来,我是错误的。这些公安干警本身就是执行法律的,他们怎么可能违宪违法?他们怎么可能一行七八个人都不懂得维护现行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由此看来肯定是我的言论有问题,有错误。2017年 12 月 26 日贵州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廖才智总队长等人和我谈心交谈时,我才真正明白,公安厅的各位领导在百忙中来帮助我,是他们认为“党培养一个教授不容易”,希望帮助我健康成长。我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过去的言行,坚持有错就改,不辜负各位领导的希望。
五、不和党认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的言论是错误的,是立场有问题。
以前我认为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持有的价值观就是主流价值观,其他少数人持有的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就是非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非主流价值观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一定要坚持主流价值观是正确的,必然地,所有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的思想就是错误的。如果非主流思想一定要挑战主流价值观的正确性,必然会被主流价值观当做异端邪说,进行讨伐和消灭。可是,历史上不正确的主流价值观有很多,例如,重的物体先落地,轻的物体后落地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主流价值观在欧洲盛行了两千多年,通过伽利略两个不同重量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价值观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证明是错误的。同样的,被当时主流价值观认定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五十多万后来被平反的右派分子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的非主流思想后来被证明并不是错误的。由此看来想当然地认为主流价值观就是正确的,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的思想者和言论者视为异己,进行打击、排斥和消灭的做法是错误的。
现在我发现自己以前的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党有哪一个人公开表达过我这样的说法?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说法,凭什么我要有这样的说法?难道现在 8900 多万中共党员都错了,只有我一个是对的?很显然我是错误的,荒唐的。现在 8900 多万中共党员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委以史杰鹏博士在网络上发表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的错误言论而被开除教职是错误的,我为什么就要自以为聪明,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在破坏我国现行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条款呢?我这样犯众怒,不随大流的另类想法难道还有理?
六、以前我对正能量的理解是错误的。以前我非常认同弘扬正能量,但我认为弘扬正能量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要努力去发现我国社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后,让社会公众来正视问题,关注问题,促使政府来解决问题。发现的问题越多,解决的问题的越多,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就会越少。问题越少,社会的正能量就越多。相反,不努力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努力去宣传自己的成绩和丰功伟绩,并不利于让已经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和解决,更何况全体国民花了那么多公款供养我们,取得成绩是天经地义,应尽职责,我们有什么好吹嘘的?只有让全社会都来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我们的学生养成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少,才会有希望。
现在我发现我以前的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网评员、秘密信息员、网格员、各级宣传部、各级团委、各级国安、国保都在与网络批评意见作斗争,有组织地围攻和围剿网络批评意见和批评者。难道他们那几千万人都是错的,只有我杨绍政才是对的?他们那几千万人围剿、围攻网络批评意见的行为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党不同意,他们敢这样干?既然是党同意干的事情,我要发杂音,难道没有与党不一致的嫌疑?
七、对错误的改正措施
1、让过去那个有批判精神、独立思考精神和质疑精神的杨绍政见鬼去,今后的杨绍政一定要做一个“感恩党、跟党走、听党话”的新人。
2、过去我说过的话,写的书稿已成事实,无法更改,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愿意当好反面教员,供人们通过批判我的错误去进步。
3、安心治病,养病,不消极,不悲观。如果病治好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党说啥就是啥。
八、感谢
1、感谢学校没有开除我,让我现在还有饭吃,还有省医保来治疗重病。
2、感谢陈坚校长等校领导对我做的思想政治工作。
3、感谢经济学院领导不计前嫌,对我的帮扶教育和挽救。
4、感谢经济学院所有的师生党员的宽容,没有对我愤怒声讨和口诛笔伐。

此致
敬礼

检讨人:经济学院 杨绍政

201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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